新工科背景下提升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对策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语言文字作为交流和信息传递的基础工具,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而新工科大学生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方面现状不尽如人意,存在语言使用不规范、交流能力有限和文化理解不足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详细分析原因后,高校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在全校范围内开设普通话、书法、大学语文等课程,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并从普通话和汉字两方面优化实训环节,同时强化大学生对自己家乡的反哺回馈意识,多措并举提升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新工科大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表达,更对其未来职业发展和国际交流有很大帮助。

浅谈母语非维吾尔语学生维吾尔语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西北民族大学维吾尔语专业学生为例

维吾尔语教学中,语音、语法内容是整个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生源不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母语非维吾尔语学生对维吾尔语的认识、了解有所不同。因此,在维吾尔语相关课程的实际教学过程中,任课老师、学生都会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探析维吾尔语语音、语法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及其对策。

“新文科”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实反思与应对之策

“新文科”理念的提出和实施,是对文科教育长期以来画地为牢思维模式的一种突破,它强调打破门户之见、学科壁垒及国际化隔阂,促进文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促进交叉知识传授,培养复合型文科人才。古代文学是典型的文科学科,应当正视当前教学中的诸多问题,从多方面入手,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建议:更新育人理念,注重学生的精神熏陶与灵魂引领;更新教学观念,回归文学本位,筑牢知识塔基;更新文化传承意识,融入传统文化学习,培育学生文化自信;更新教学内容,着力培养学生“大打通式”的学习习惯。

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探微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进一步的加大了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力度。高等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我国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任。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高校重要专业之一,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国家明确提出,应加强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质量,各高校应将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为国家特色专业,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语言水平。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国家教育改革的号召,加快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创新步伐,研究出更加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特色的教学方法,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素养,为我国输出更多高质量综合性人才。本文基于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改革进行探究,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新路径,以期实现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高质量发展。

对标师范类认证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初探

对标教育部关于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的相关精神,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学生教育教学的关键在于学生语文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从实践教学面临的具体困境入手,探索平台建设、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考核机制等五个方面为主的实践教学改革,建立基于实践、面向中学、切合课改、立足地方、适应时代、借助媒体、追求特色的语文实践教学模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藏传佛教中国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是要在全中国各族人民中间树立起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象征的中华民族认同,而其前提首先是要正确地界定“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为此我们必须同时破除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牢固确立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五十六个民族的百姓都是中国人的崇高信念。而藏传佛教中国化则不是要将它汉化,而是要使它更加适应中华民族新时代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助缘。为此,我们不但要把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应该把汉藏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进而把中国境内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传统联结起来,加强中国佛教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内容。

危机与挑战:人工智能科技下的文学创作何去何从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论侧重于作者艺术发现、艺术构思和精神劳动物化的一个完整过程。人工智能创作的迅速发展给作家文学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探讨人工智能创作如何影响作家创作,需分析数字人文技术如何提升文学创作效率、推动文学形式创新,并指出技术带来的原创性稀释、情感表达局限及对传统文学理论的冲击等诸多方面。为应对这些挑战,探讨保持原创性、注重深度情感表达、提升理论适应性和文学素养以及确保信息准确性和版权保护等系列问题。在社会数字化进程中,文学创作何去何从,这是文学理论中不可忽视的时代命题。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能否代替作家创作须在比较中深入思考。文学创作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融合,将推动文学走向更繁荣多元的未来,但需谨慎确保技术服务于艺术本质。

赓续先秦元典文化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问题,强调了传承和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意义。先秦文化元典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具有时间的早期性、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独创性与启发性、精神品质的美好性、地位的崇高性、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持久性。其中体现的“以人为本”“仁爱思想”“中和思想”“家国情怀”等思想早已深深融进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淬取和借鉴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度结合,弘扬和阐释其现代价值,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矫正和弥补现代文明缺失,指引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

神话演变与民族文化交融研究——以西王母神话为例

神话是上古时期的人们用幻想形式观照和反映客观世界的产物,神话的演变往往与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有关。发轫于昆仑山脉的西王母神话起初代表的是羌戎部族的文化记忆,随着羌戎与中原民族交往的加深,其主人公西王母的形象发生改变。西王母神话的演变过程中渗透着羌戎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其和谐的精神内核对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恋曲与国族诗力——论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黄河书写

作为一种符号象征,黄河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表达着国民对于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文学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效载体,在言说国家认同、民族精神,表征国民的文化记忆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黄河形象的文学建构,首先,通过“黄河—母亲”的隐喻使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在启蒙、救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时期,促进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其次,黄河文化中蕴含的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民族血性精神,勤劳务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气度在黄河诗歌中得到了多样化的表达。最后通过“诗歌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逻辑,黄河诗歌借黄河形塑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黄河形象的研究,不仅表现了黄河的诗歌书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花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花儿”是西北民间文学样式之一,在多民族地域流传、在多民族间传唱,是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承载着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历史。“花儿”的广泛流传,对其流传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要从“第二个结合”理论高度对其加以继承发扬,特别是深入发掘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时代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发挥好“花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载体作用,利用好“花儿”与时俱进的歌词创作功能,利用好“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结各民族情感的纽带作用,利用好“花儿”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功能,进一步推动西北地区各民族群众逐步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略谈语言和言语的异同关系

人类的言语行为包含了两部分,即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此观点自索绪尔提出以来后,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受到颇多的关注和探讨,索绪尔认为厘清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语言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从此认识语言和言语的异同关系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现代语言学理论在涉藏地区传播较晚,至今在用藏语言对语言和言语的异同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语言和言语的名称也不统一,对语言和言语的异同关系也关注不足。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中,语言与言语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其异同关系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索绪尔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的区分视为语言研究的第一个重要课题。从应用方面来看,区分语言和言语在应用语言学中,尤其是在语言学教学中价值颇大。通过对语言和言语关系的探讨,语言和言语在语言研究与教学中应有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得到一些理论的支撑。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不但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理清了语言学的研究思路,而且论证了语言学的客观现实性。因此,文章针对语言学理论中语言与言语的联系与区别的重要性,立足于语言学理论的典籍,对语言与言语的概念、联系、区别和区分等略作探讨,以期加深我们对语言与言语的认识。

陈敬容的小说佚文与创作姿态——兼谈其署名“蓝冰”的文学活动

陈敬容小说佚文《被遗忘的桥》《打破了一只花瓶》《挣扎》的发现,对理解该诗人于特殊人生阶段的文学活动,及其生平与创作姿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三篇小说佚文发表于1946年的《文讯》月刊中,小说内容与其情感经历有直接的关联,属自传体小说。首先,这三篇小说文本较之诗歌作品,能够更加直接地构成诗人情感生活与创作生涯的不二佐证。其次,这三篇小说中有两篇署名“蓝冰”,根据小说文本与同时期诗歌的照应可以发现,这一笔名并不像从前人们所认为的仅是诗人发表译诗的署名,而代表着对其个人情感生活的反思与怀缅,这对理解其整体创作面貌具有重要价值。最后,这三篇小说与诗人以“蓝冰”署名的其他文学活动形成呼应,并集中展现出作家独有的写作姿态,即融于生命的回应式创作与面向未来的确证式创作。

新文科背景下民族高校“中国文学”融合思政元素的改革探索

“中国文学”是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面向汉语言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在新文科背景下探讨民族高校“中国文学”的思政出路,既要从新文科建设对课程思政的时代要求与“中国文学”对课程思政的现实意义两方面认识其必要性,又要从课程认识与适应、专业融通与课程搭建、人才培养与思政协同等方面认识其不足之处,最后从知识生产与教育培养“目标化”、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智能化”、课后训练与科研导向“项目化”等三方面寻找出路,以期实现新文科视域下“中国文学”课程“重人文、重原典、重融通、重创新”的有机融合,实现课程思政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

中国古代游牧民的内向发展与农耕民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结构

游牧民所创造出来的游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与农耕民间的冲突与融合,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游牧民的内向发展,可以看作是迁徙到靠近农耕民的地区或迁徙到适宜发展农业经济的地区。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角度,探讨游牧民内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农牧关系结构,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内在机制,并揭示此类机制对巩固和发展和谐民族关系的价值。

论大学语文课进行专题化教学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

开展专题化教学是推进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应对当前大学语文教学普遍面临的课程内容丰富而学时有限、教材种类繁多而教学研究相对不足、新媒体时代对实体课堂带来挑战等问题。开展大学语文专题化教学,一要从立足经典、多学科融合、融入地域文化等维度凝练教学专题,科学地建构课程内容;二要始终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紧密围绕课程专题深入拓展大学语文的“课堂和书房”,真正将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落到实处。

神圣的声音:口头文学的声音叙事

近几年,“声音研究”或“听觉文化”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日渐兴起,但对于将“声音”作为本质特征的口头文学的声音叙事研究则严重匮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神话等口头文献中关于无生命物体、动植物等神圣物的声音孕育女神的叙事,来自于早期人类纯粹的客观经验,也表现出极其明显的系统建构性特征。一方面是其萌生时代“现实”声音景观的正向或逆向投射,另一方面也是远古初民关于声音认知的创造性描述。体现出作为主体的远古初民与外部自然、动植物等客体具有的物我同一等原始思维及对客体世界的声音的崇拜心理。

多民族文化交流与交融视野下的蒙古族《格斯尔》名物词汇研究——以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为中心

清代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出现了很多门类的物质文化词汇,如器具、服饰、建筑、家具、饮食、宗教等。这些物质文化词汇充分反映了藏族史诗《格萨尔》流传到蒙古族地区后的地方化现象,这将为格萨尔学研究提供可贵的文献依据。本文通过对蒙古族清代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蒙古族、藏族及西域文化特色的名物词汇进行分析,认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在蒙古族地区流传发展过程中,其在保留一部分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外来文化,从中可以清晰地显现出多种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现象。

元明清蒙古族汉诗研究的力作——评《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

《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是研究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新例证。该书创新点众多,主要有三:一是构建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新体系,对古代蒙古族汉诗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观照,展现了蒙汉间的民族交融和文学交融;二是丰富多元的文献搜集,对生卒行年、著作流播、交游考论进行了清晰深入的考证;三是厘清古代蒙古族诗人汉诗发展脉络,从思想史、社会史和整体历史角度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发展进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该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改变了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与汉族在不断交融碰撞中共同书写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借鉴和榜样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近十年少数民族院校“铸牢”教育研究综述

近十年少数民族院校“铸牢”教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研究现状和路径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少数民族院校对联系“铸牢”的团结教育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少数民族院校运用新媒体技术、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三者相结合以及深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方面开展民族进步教育。少数民族院校应不断建立全方位共同体教育综合研究体系,进一步推进学科、教材、课程、课堂教学体系规划。要加大实证方法和跨学科、多角度视角研究的运用,促进少数民族院校的“铸牢”教育研究朝更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