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观年间庐山诗社考——兼论其与江西诗社之关系

庐山诗社是北宋大观年间由王铚、祖可等人组织的一个诗社。在某种程度上,庐山诗社对稍后的豫章诗社的成立有一定的影响,而庐山诗社成员的酬唱,以及他们与徐俯、二洪、李彭等人的交往唱和,也是江西诗人群体活动的重要组成。

略谈构建系统而全面的中国考据学理论体系——《考据学论稿》读后记

考据学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之学,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居于核心的地位。汪启明先生《考据学论稿》一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构建了系统而全面的考据学理论体系。全书举证翔实,见解独到,是考据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范本,诚如赵振铎先生所言"这样的成果还不多见"。

“有用”与“求真”的历史戏剧观——翦伯赞佚文三篇释读

《关于平剧改良的外行意见》《“孟姜”与“孟姜女”》以及《评周信芳的〈全本杨继业〉》是翦伯赞于1946至1947年发表在《新闻报·艺月》上的三篇佚文。在这三篇佚文中,翦伯赞一方面主张以历史戏剧的创演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另一方面,又严厉批驳了那种随意歪曲乃至戏弄历史的戏剧创演模式。这番左右出击的评说,是翦伯赞竭力调和平衡“现实之用”与“历史之真”关系的观念体现,显示出其“有用”与“求真”相辅相成、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共融共生的历史戏剧观。翦伯赞这一独特的历史戏剧观,既可被视作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的某种“潜影”,也可为深入理解翦伯赞等人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观提供有益的参照。

地方性叙事与新的生长点——四川当代文学创作笔谈之一

作为一个置身西部的农业大省,迄今为止,乡土文学一直是四川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主流。而地方性叙事或地方色彩则是乡土文学的美学原则。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乡土文学”就直接以“地方色彩”（local colour）命名。其核心涵义是“着重描绘某一地区的特色,介绍其方言土语,社会风尚,民间传说,以及该地区的独特景色”,也就是周作人所说乡土地域中的“土气息、泥滋味”。“地方色彩”具有特别重要的叙事功能,

《殷芸小说》考论

Yin-yun Xiaoshuo is an important fiction of Six Dynasties . This paper points out it is wrong to take Yin-yun Xiaoshuo as an additional documents of Tongshi(General History). Yin-yun Xiaoshuo has the character of popular inclination and great value in keeping the book and documents of Six Dynasties.

制异名新说应文房之用--论伪典小说的性质与成因

伪典小说是五代出现的一种新的轶事小说类型,它们编造杜撰各式新奇的典故、代名、词藻等,模仿轶事小说和杂钞类纂书籍的体式,以期为人所注意并应用于诗文写作中。传统轶事小说的内容是记录见闻,写作原则是传信,写作精神是实录,但是伪典小说打破了这一传统,以其虚构杜撰成为传统小说的异类。伪典小说的写作手法是编造零碎故事作为典故,内容荒诞无稽,风格轻艳纤巧,目的则是希望"应文房之用"。至于其产生的原因,则和古代诗文写作中追求僻典的风气有关。伪典小说的编造杜撰也可以称作是虚构,但它和传奇的虚构却大不一样。提出伪典小说的概念,指出其性质和写法,有益于认识古代小说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进一步深入小说史和小说观念的研究。

《邺侯家传》与《邺侯外传》考

李泌是唐代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传记有李繁的《邺侯家传》10卷和不知名作者的《邺侯外传》。二者并非一书,前者详录李泌一生事迹功业,书至明代亡佚;后者主要反映李泌身上传奇性的一面,因《太平广记》收录而保存至今。《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大量有关李泌事迹的记载,主要出于《邺侯家传》。

大地,或者说愚昧的意义——论《生死场》的“场”

鲁迅《序》和胡风《读后记》,虽然都对《生死场》作了高度评价,但立论的根据和看待问题的视野,却全然不同,隐含着相互辩驳的对话。胡风一直在线性时间维度上,把"生"和"死"打断为两节,再经由历史进化论的重新组织,让两者构成性质不同的因果关系,划分出了三种性质不同的生存状态。第一种是"蚊子似"的自然生存,"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第二种是《生死场》下半部所展示的"历史过程性"生存。第三种,胡风语焉不详,用指事定义的方式,代替了具体解释。"为死而生""为生而死",胡风惊警而斩钉截铁的断言背后,是巨大的话语断裂。而且,是永远不可能被弥合的巨大断裂。由于胡风的立足点不是时间性的个体生命,作为"人工制品"的民族国家,并且把特定情境中的历史要求当作了最高价值原则,这就注定了个体生命在他《读后记》中的缺席。《生死场》的上半部和下半部,以类群整体之"生"为最高价值目标,以对"死"的必然性的反抗为纽带,不着痕迹地联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重读《生死场》,不仅是反思"启蒙—进步"的现代性传统,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正视并承认大地的意义,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人类学性质。

从语词小说到文类小说——解读《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小说的系统论述。分析可以发现,它通过赋予小说资治的功能,将“小说”由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普通词语转变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文类概念。从《汉书.艺文志》设立小说家以后,小说成为古代书目中的一个类别。可以说,是《汉书.艺文志》创造了作为文类的小说概念。

论新媒体在对外汉语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当今信息时代,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依托于数字化网络互动传播的新媒体,己全面进入对外汉语课程教学之中。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新媒体的优势集中表现为延伸教学课堂、强化教学情境、保证教学时代性三大方面。尽管当前对外汉语课堂中的新媒体运用还存在诸多问题,但从发展前景来看,这将是对外汉语课程教育革新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先秦儒家人文观的形成与演进

本文通过考察中国人文观念的起源与演进,揭橥儒家在人文学上的一些基本视点,从"文"的字形与字义的演化来看,从来是与"人"相即而不离的,而殷周之文的更易确立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方向。作为整体性的文明,典章制度损益于时势,依托于传统,而奠基于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立人极"的意义不仅是"儒家的"或"中国的",同时也是人类的。

用“文学的”《野草》研究重绘鲁迅——评《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

有了张洁字这部《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以下简称《独醒者》），回头来看，以往的《野草》研究，确乎可以粗略地分为“历史的”和“哲学的”——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两路。

《龙城录》是伪典小说

《龙城录》过去多被认为是唐代柳宗元的小说,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质疑,力证其伪。本文在前人基础之上,又指出其内容错谬且非唐代小说的六点证据,此书之伪可成定案。此外,本文还论述了《龙城录》的伪典小说性质,指出伪造《龙城录》的目的,部分正是为解决韩愈、秦观、苏轼等人的诗文典故问题而作。宋人指出《龙城录》的伪造者是王铚,本文也对此说法提供了证明。

因形求义论——以郭沫若训诂实践为中心

汉字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且至今仍在使用的文字。印欧语系文字最大的特点是表音,汉字最突出的特点则在于他的表意性。郭沫若在他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中,通过汉字形体、构件及构件之间的联系探求所记录的词的本义;从形体分析初文、孳乳字本义;通过分析汉字造字理据分析字义;追溯文字形体的发展,校正文献文本;对汉字的用字现象与意义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于濒危语言长篇口传文学记录和整理的几点思考

濒危语言长篇语料作为口语形式的根基和内核,发掘和整理的必要性已得到学界认同。但长篇语料的调查、记录和整理作为一项新兴的系统工程,其调查对象的范围、其方法和程序的有效性,都有必要讨论和检验,以便总结规律,保证语料的效度。本文讨论了濒危语言贵琼语长篇口传故事"格萨尔"记录过程中的几点思考。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方言偏误及预应理论试说——以四川方言为中心

对外汉语教学已经成为国内外一门显学,但目前各种类型的教学组织都没有将汉语方言考虑进教学内容,也没有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更谈不上方言偏误的分析。任何语言都包括标准语和方言,二者相互依存,对立统一。掌握任何一门语言均不可偏废方言,汉语也不例外。既要重视对外汉语标准语教学,也要重视对外汉语方言教学。运用偏误理论将标准语的消错和方言的消错置于同等地位。偏误理论是一种事后的管辖,应该在对外汉语方言教学过程开始时就预见偏误点,提出相应的消错策略。预应理论的核心是由普到方,找出对应规律,为高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方言教学奠定基础。

革命经典中的惩恶扬善与阶级外衣——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贵为例

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是丁玲塑造的典型的地主形象,但他的土地其实并不多。钱文贵之所以成为土改中的头号斗争对象并不因为他是地主,而因为他是群众痛恨的乡村恶霸。小说表面上是写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实质上却讲了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正是通过斗争钱文贵这样一个众矢之"敌",革命终于把群众发动起来,从而有效地整合了乡村资源,为最终赢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开元天宝遗事》是伪典小说

旧题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是一部较重要的古代小说,在唐代文史研究中常被使用,但实际上这是一本伪书,因为北宋《崇文总目》中未见著录,而在宋初到宋仁宗时期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杨妃外传》、《南部新书》、《新唐书》等书中也未见引用,其成书时间约在北宋嘉祐至元丰期间。从文字风格、书籍体式等方面来看,《开元天宝遗事》是与《云仙散录》、《清异录》同类的伪典小说,其内容大部分是不可信的。

在荒诞里凸现真实——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通过“超常怪人”奥斯卡的视角描述了二战前后德国市民阶层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揭示法西斯统治的前因后果。小说继承传统,又不囿于传统,融荒诞、真实、调侃、幽默为一体,风格独特,体现了德意志共和国初期文学创作的成就,“已经无可争辩地进入了20世纪世界文学名著之列”。

城市怨愤与乡村情结——《高兴》中的农民工与现代性悖论

《高兴》中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拾荒挣钱,同时又对城市充满了仇恨。在不平而压抑的城市生活中,遥远的乡村成为一种温馨的记忆,给他们带来情感和心灵的慰藉。对农民工而言,城市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和乡村代表的诗意生命体验不可兼得,物质与诗意分裂,现代化背景下的生存变成了一个被迫远离诗意的过程。贾平凹在反感和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经验美化了乡村,彰显了乡村诗意的一面,而钝化了对乡村的批判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