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旅渝者的重庆旅游意象研究

民国时期的重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基本处于国人视角的边缘位置,被外界视为蛮荒之地。30年代后的重庆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作为抗战陪都,大批川外人士入驻重庆,重庆一时成为国人舆论核心。根据民国时期来渝旅行的游记和文人笔记小说资料,窥视当时来渝旅行者对重庆的旅游意象和地域评价,发现旅客对重庆意象要素不断丰满全面,由负面认知逐渐向积极正面转变。因时代赋予的"民族复兴根据地"使得民国时期的重庆旅游意象具有激昂的民族情感。

从清朝鄂西土家文人竹枝词看土家族婚俗

清朝改土归流以后,受封建礼教和汉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土家族自由婚姻演变为许多新的婚姻习俗。同时汉文化的浸染也使土家族的教育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涌现了一大批土家族本土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土家文人竹枝词。反映了这一时期许多富有特色的土家族婚娶习俗,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底蕴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阆中引力”:政区地位变迁对蜀官道走向的影响——兼论巴蜀古代交通路线空间变化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金牛道南段驿路主线、支线曾发生过两次地位位移。从明洪武中开始,原为险远支线的利、阆、梓东线一跃成为驿路主线,称为“东驿道”。但是,东线始终有路程险远的劣势,最终在清康熙二十九年重新沦为支线。东线在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局部也有路线变迁和不同类型驿路选择。这些细节在历史记忆中却常被遗忘或混乱。在历史上,阆中的地位一度相当显要,特别是从明代开始,保宁府成为分巡川北道之治地,清初一度成为四川省会治地,对明清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巨大;而原来主线的绵州,在明代分属成都府管辖,地位大为下降。正是这种政区地位变迁而带来的“阆中引力”,促成了金牛道南段主、支线的易位。从古代巴蜀交通路线空间变化差异上来看,可以分成通道的地位易位、通道路线大区间改道、通道路线小区间改道三种类型。影响传统交通路线空间变化的因素,大致有政治经济格局、道路险远度、修路技术和财力投入几种,但在不同的交通路线空间变化类型上,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

明代贵州治所城市的修筑及布局刍议

贵州古代城市的起源,因所处地理环境和民族社会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类型。至明代,城池类型主要由土司城堡和军政一体为主的治所城市两大部分构成。明初因开"一线路"以通边陲,创设卫所,成为贵州初期城市的雏形。而伴随着地域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与民族治略的需要,逐渐增设府州县,从国家薄弱区域转变成为核心控制区,以此扩大了城池的密度。而这些城市在修筑与布局方面,因受到山地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山地城市的多形态、规模小、发展不均衡的特征,并与国家政治、军事、文化、社会需求紧密相连,也是见证了国家与民族关系变化的产物。

环境史视野下近代重庆城市灾害及其社会应对

自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以来,重庆的近代化进程开始加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城市面积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城市近代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城市本身的微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灾害对城市环境面貌有着直接显著的影响。重庆近代化进程中,重庆的城市火灾、兵灾、水旱灾害等城市灾害频繁发生。其危害性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对城市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开埠以来重庆城市灾害对重庆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社会应对作一探讨。

语言人类学视域下的移民活动管窥——以海南军话群体为例

语言的流变与移民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基于语言人类学的分析,可以全面地了解某一方言群体在历史活动中基本的演化过程及分异特点;利用语言人类学对特定方言群体的“区群”,能清晰地描绘方言群体界线。在明确方言群体界线的基础之上,则又能准确地确定特定方言群体的迁出源,从而对特定方言群体的移民活动有更为精准的认知。以语言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海南军话群体的移民活动开展研究,基本能够确定其群体特征、流变特点及其迁出源所在,从而验证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