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重评及其背后的新文学话题

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重评,是新文学话语发挥“权力”之结果。五四学人视《金瓶梅》为文学实录,让其成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代表。并且五四学人承认《金瓶梅》对日常生活的微观书写具有超时代价值,使得传统文章学作为潜在的文化结构贯穿于新文学之中。同时五四学人批判民国消费主义文化对《金瓶梅》的利用,提倡严肃的欲望书写。这些重评,既让“实录叙事”“微观书写”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被发现,也让“欲望书写”的限度得以明确,更改变了文学史中的《金瓶梅》形象。

民族形式与当代文学的中国作风

民族形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诉求和文学实践,是赋能文学革命价值的主要方式,它关涉如何再现和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民族形式并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民族化的思想内容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和传统性特征。它充分利用和借鉴传统资源、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表现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实现文学的“政治化”内容、“传统化”形式和“群众化”目标的高度化合,创造当代文学的民族风格,由此形成中国作风的文学潮流,并在吸纳世界文学基础上,努力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境界。

徐无闻先生与西南大学书法学科建设

西南大学文学院是西部地区最早招收书法硕士研究生的单位,1987年开始招生,导师为徐无闻先生,由荀运昌、秦效侃、冯建吴、苏葆桢、郭克等教授辅之。徐无闻先生与他的同事们创办书法专业的缘由,应有两点。其一,学科背景。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应该是从清政府灭亡前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开始。"京师大学堂"开始虽然有了本科.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以西南大学农科类专业为例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一场"人才革命",对创新型人才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大学生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以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为例,提出从优化支持保障体系、优化考评激励机制、发挥导师重要作用、培育创新创业文化四个维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多年来,该院学生开展创新创业项目发展势头良好,创新创业意识更加强化,创新创业文化逐步形成。

辅导员进驻学生园区与辅导员队伍专家化建设——以西南大学为例

学生园区工作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重要部分。只有辅导员进驻学生园区工作不断推进，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能力才有明显提升。辅导员进驻学生园区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辅导员队伍专家化建设，主要表现在：辅导员进驻园区，提供了辅导员队伍专家化建设平台，提升了辅导员专家化发展意识，加速了辅导员队伍专家化建设进程。

“作家”身份的生成与新文学的发生

“谁是作家”“作家是什么”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有意建构的一套身份与价值观念体系。经由从“著作家”到“创作家”、从“文人”到“作家”的指称转换,以及现代文坛对超人情感和现代知识的强调,作家被赋予“感化读者”与“改进国家”的社会职能。“作家”的生成与判定有赖于现代读者的“发明”与现代文学机制的助推。现代“作家”身兼报刊编辑、文学批评家等多重身份,怀有“启蒙”与“救亡”的价值追求,带来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现代转换。“作家”身份的生成与塑造反映了新文学发生的内在逻辑,也提供了一条反思当下作家观的有效途径。

《文心雕龙》上篇的“文学自觉”阐释

“文学自觉”这一命题含义模糊,通过对《文心雕龙》上篇的阐发可以解决“文学自觉”含义的泛化。《文心雕龙》上篇以“大文学观”为基础,修正了“纯文学”视野对文学的狭窄定义。上篇的篇目呈现层次分明的“文体序列”,可以衡量文章的“自觉”程度,规定了文章书写的广度、深度和表达的自由度。上篇的结构体现以文章为中心的“阐释空间”,通过理想作者和理想读者的建构来确立文章的“正体”,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学自觉”标准。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传统与新变

海外汉学(Sinology)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其学科特点是以历史语文学(Philology)和文本为基础,对中国典籍进行解读与翻译。之后汉学在欧洲诸国(以法国、德国、英国为甚)持续发展,渐成气候,涌现出一大批知名汉学家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学研究的地理中心逐渐从欧洲迁至美国,学术风气上也完成了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到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范式转移”,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反省也在经历不断的审查和自我审查。近年来,域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越发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汉译本在中国陆续出版。

私塾经验:鲁迅的思想镜像与文学表达

鲁迅接受了10年私塾教育,他对这段经历既有温情的回忆,又有深切的反思。鲁迅在结束私塾生活之后又接受了新式教育,两相对照,新式教育成为私塾之镜,私塾生活成为他反思传统文化、建构现代思想的重要资源。鲁迅主要反思了传统私塾教育的“静”与“恩”,提出了“动”与“爱”的现代思想。鲁迅的文学创作也渗透着他独特的私塾经验,且生成为个人化的文学表达。

近四十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的问题、限度与可能

近四十年来,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成绩斐然。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主要致力于文学史中鸳鸯蝴蝶派的重新定位,但两极评价现象的背后却显示出“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框架的学术限度以及对研究对象主体性与复杂性的关注不足。进入21世纪之后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开掘,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同时,“鸳鸯蝴蝶派”文学概念的含混、对主体性位置的漠视、稍显大而无当的现代性开掘、与文本的疏离等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革命流言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以茅盾的文学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茅盾的小说《动摇》与《泥泞》真实地再现了国民革命时期的乡村裂变与农民革命。革命纲领被简化成“共产共妻”流言散播于乡村世界,并构成了农民理解革命的另类方式,这类流言既在某种程度上动员了农民参加革命,又构成了拆解革命的不确定性力量。共产党在整合乡村力量、组织革命的过程中遭遇了农民的质疑和反抗,不稳定的共同体呈现出既隔膜又分裂的不同初级形态。随着革命形势的峻急发展,国民党左派政策的改弦易辙以及对农民运动的纠偏,结果造成了革命形势的顿挫,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农民革命运动本身引发的武汉国民政府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两篇小说与历史现实形成深刻互文,展现了丰富、立体、驳杂的国民革命图景。

语言、文学与认同:论台湾地区新文学的“跨语实践”

台湾地区新文学场域中自日据时代到光复初期,文坛主流文学语言发生两次转换,构成事实上的“跨语实践”。语言转换凸显出以“文学汉语”为本位的语言建设路径,及以日语为中心的殖民地台湾地区文坛主流文学通用语地位的塑形与失却;跨语书写展露跨语作家均质共性的集体文化心理,两次“跨语”背后截然不同的转换意义、跨语世代获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得以复现;跨语实践中作家采取“方言路线”来学习国语的历史经验,以及直面“日语废止”问题的复杂反应,显示出光复后文化重建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挑战性。

场域视阈下的建安文学--论田晓菲《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的还原研究

建安文学经后人不断赋予新义方呈现今日之面目。田晓菲《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一书以还原研究的方式,对建安文学的建构脉络进行了梳理。该书从社会场域切入,展现出情感偏差与视点下移两大特征;以文学场域探讨,建安文学涵纳曹魏政权文学话语权建构者、助力者及扭转者三方势力的博弈;以经济场域观之,利益驱动与女性参与成为探讨建构建安文学的两端。于还原研究而言,此书具有厘清研究对象范围、多角度观照研究对象所涉重要概念以及综合运用跨学科视角进行研究等三方面的启发性意义。

刘慈欣何以“热”起来?——基于当代文学传播机制的分析

“刘慈欣科幻热”并非既往拘囿于科幻圈内的“狂欢”现象,而是经影视化改编,成为一次覆盖性的文化事件,在社会不同领域、阶层之间“破壁”传播。然而,刘慈欣之所以能够“热”起来,究其缘由,与大历史语境下中国当代独特的文学传播机制——传统稳健的图书出版与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媒体技术的双轨运行不无关联。消费主义文化逻辑的盛起与当代中国物质文化的发展变革,促生了文学、商业和媒介的共生状态,文学机制的运作因此也不再仅仅是围绕文学文本,还包括以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信息与物质产品。以“文学传播”为方法,不仅能够有效探讨“刘慈欣科幻热”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性与合理性,就其本身所产生的“经验值”而言,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作品选集中苏诗编选研究——以《哥伦比亚文选》《诺顿中国文选》为例

苏轼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集大成者,历来深受人们的推崇与喜爱,对其诗歌的研究与编译也经久不衰。在中国传统文学向世界各地传播的同时,苏轼其人、其诗也受到海外世界尤其是英语世界汉学家的重视,各类英译中国文学作品选集中选编苏诗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在20世纪末期出版的两本具有代表性的英译中国文学作品选集便选入较多的苏诗,从诗歌编排、诗歌体裁与诗歌内容三个层面去分析其不同于国内的编选标准,有利于认识英译选集对苏轼其人、其诗的另类解读与多元化呈现。

五四文学男性出走问题研究

文学中的出走母题是新文学伊始就呈现出的重要叙事模式,集中表现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的诉求。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女性,而忽视了男性。事实上,五四文学的男性出走叙事在性别伦理、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以及个人情感与内心矛盾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独特性。出走者以家为原点,走出家门、走出故乡甚至走出国门,进而走向社会、走入外乡乃至走进国外,完成从家到社会公共空间两个场域的转换,昭示他们在父子(辈)、夫妻、家国等关系中的挣扎。其历经的困顿、觉醒、筹备、行动、终局、后延(归家)等过程,反映出灵魂出走与肉体出走两种出走形态,透露出兼具多重身份的男性出走主体多层次、多方位的出走,反映出五四时期与五四文学中复杂的时代风貌。

《六一诗话》中文士形象与十一世纪文学转型

《六一诗话》以其独特的笔记体,开启了北宋诗歌鉴赏新气象,其后诗话不断涌现,成为北宋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鲜有人注意到《六一诗话》等文本因其交互性、实录性极强而展现出的欧阳修等十一世纪文人士大夫形象。通过对《六一诗话》的文本细读发现,十一世纪文士因北宋商业经济发展而更有实力满足私欲,同时在新儒学道德观及政治党派的挤压之下,文士对公私进行调和而呈现出的公私兼济形象,并且这一形象与十一世纪文学转型具有映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