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与中国的乡村振兴——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近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了“新时代学习大家谈”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围绕“全球危机与中国的乡村振兴”发表演讲并接受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期刊《行政管理改革》专访,重点就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与路径等话题作了介绍交流。

中国乡村建设研究述评

结合中国历史和当代前后呼应的两波乡村建设实践,让叙述回归具体脉络,以"实践-研究者"的新视角对各种已有乡村建设研究与叙述作出基本归纳,并分别对"效果论"、"好人好事说"、"问题乡村"、与"脉络化努力"这四种类型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基于当代乡村建设主要推动者的基本主张,将中国乡村建设放置于"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激进"的宏观脉络与整体性视野下进行框架性归纳。

乡村建设的整体视野与整体视野下的乡村建设——《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据人口主体的国家,乡村变革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展开的革命政治实践及其创造性,已得到充分研究。但孕育于晚清而兴盛于民国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同样也是复杂而重要的思想与实践。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解放战争的推进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政治力量的乡村建设派与乡建运动似乎已宣告“失败”。而随着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与“三农”危机凸显,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理论思考与实践行动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对于历史乡建的既有理解一直笼罩在对当代乡建的论述和评价之中,既深刻影响着外部的观察者、研究者对于当代乡建的理解,又深刻影响着当代乡建实践者对于自己所亲身参与的这场运动的脉络、意义、目标和方法的认知。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知识界与思想界关于历史乡建的既有理解并不全面和深入。对当代乡建而言,一个无法绕过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全面地梳理与评估关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既有论述与评价,并建立一种能更准确理解乡村建设的思想方向与知识框架?

不只建设乡村——当代乡村建设内容与原则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简称乡建）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半个多世纪后的当下，当中国迎来举世瞩目的发展并因“中国崛起”而重新成为世界焦点，虽然与民国乡村建设时期岌岌可危的没落帝国形象完全相反，新时期成规模的乡村建设却在2000年前后再次兴起并持续至今，作为工业化加速时期为缓解城乡对立、农村衰败而兴起的民间社会改良实践，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呼应交融。

近代中国在地型社会企业的探索与创新——以张謇的“大生集团”与近代南通建设为例

当前社会企业研究很少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久已出现的"有实无名"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近代中国工业化肇始之初,基于社会文化传统和本土资源条件,孕育出具有社会企业本质特征的私人民族实业。其中,建厂于乡村地区并内嵌于本地社区建设的实业类型,可定义为"在地型社会企业"。文章以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所创办的社会企业"大生集团"以及其在地化建设的"南通自治"为案例,分析在地型社会企业,如何立基于本土社会,通过优化配置本地资源、充分利用在地社会资源进行资源内置化的经营,并将收益全部返还到本地区的综合建设,以实现乡土社会的"实业—教育—公益"三位一体的有效治理。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

当1998年“锵锵三人行”开播的时候,我们萌发一个中国农村跨学科巡游的“三人行”主意。无奈,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延宕至今,发现欠缺的,只是一个决心。决心一下,应者云集。三人已是不足,遂有九人行也!中国发展经验,无疑是独特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乡土中国,已然转变为城乡中国的基本格局,让我们更需要在乡村发现中国。单一学科和单一视角,如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终是井口那一片天。然一隅之得,亦可成就众人之识。多学科多视角的跨学科调研与对话,成为我们在乡村中重新发现中国,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规律的共识。早萌的春芽儿,期待在夏日调研中,绽放一树繁花。

稳态乡村治理:乡村建设脉络逻辑概述

一、导言在近代中国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漫长而曲折的百年历史中，曾有各种多元化的思想与实践并行其间。其中，“乡村建设”作为一系列立足乡土社会的思潮与社会实践，不仅曾在战乱频仍的中华大地上潜行耕耘，更在后世历史中产生了深远回响。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

周立教授团队撰写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一文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一经刊发,在国内乡村发展研究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特此刊发该团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以飨读者。此文是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纵深调研,打破常规视野中"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程式,一点触及,多点发力,多视角发现乡村中国的魅力,总结乡建历史和经验,传承乡村文化,开启城乡中国发展的新研究时代,学者情怀贯穿其中,读后为之动容。欲知详情,请君细赏。

学习南唐村的“新乡贤”用新思想建设乡村

作为杨云标的老朋友,我们很荣幸能够看到南唐村十几年的变化。我们都知道杨云标最著名的口号：与其哭着维权不如笑着转变。我们首先要去思考的是,这个转变为什么而转,这个转变的意义在哪里？2003年是南唐村合作社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前后,一方面有李昌平的呼吁,一方面有曹景兴的呐喊,是南塘村这个案例最大的宏观背景。其次,这个转变最重要的动力,这样做它的成本高不高？

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

2012年12月8～10日，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在西南大学举行，同时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也在开幕式上正式揭牌成立。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与区域发展

乡村建设作为应对国内外危机及回应“三农”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一直内嵌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而如何构建支撑“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理论并充分诠释其话语体系,需要深化对历史时期乡村建设的认识。本文以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从用于乡村建设的资源来源的角度,将该时期的乡村建设实践分为四种路径,分别为利用农业剩余、工业剩余、组织化收益和外部援助来开展乡村建设并促进区域发展的方式。通过对这四种路径的分析,提出构建符合在地条件的“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不仅是民国时期也是当代“乡村建设行动”成功的关键所在。

乡村建设青年与当代青年理想主义

源于20世纪末“三农”问题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实践内容之一是学生社团支农下乡,其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青年人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助力他们自身的成长,另一方面也促成他们关注并致力于改善身处其中的社会状况。随着20年来的发展,乡村建设青年通过“下乡”获得精神成长资源的途径已不再那么有效,面对新的现实状况,有必要重新探索乡村建设青年参与社会实践的有效路径。

中国农业污染成因及转向路径选择

在水土资源严重短缺条件下,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农业应对资源紧约束而形成的＂村社治理＋家庭经营＂,本来一直具有＂两型农业＂和食物安全的＂双重正外部性＂。而改为以发展主义现代化为目标以来,则直接造成资本深化的农业＂双重负外部性＂;农业既要向城市工业提供原始积累,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的本土化——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为例

在探求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早期本土社会企业的社会建设实践值得关注。他们往往在创办实业的同时,利用本土化治理方式服务所在地社区的建设,其推动社会建设与变革的努力与经验对当代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我国早期杰出的社会企业家卢作孚先生及其运营的民生公司和位于重庆北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例,初步梳理卢作孚先生以整体性社会视角运营企业并推动城镇综合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乡村振兴战略下空间重构的“原初交易成本”与村社理性--以湖北省马岭村为例

重构农村空间进而实现空间综合价值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以湖北省马岭村为例,分析满足空间重构要求的“原初交易成本”以及村社理性在降低该交易成本中的比较制度优势发现:首先,基于农村土地资源的多功能性,单纯依靠经济手段来实现小农土地的大规模集中难度很大,其过程中的“原初交易成本”很高,而剥离土地内涵的多重福利功能则是实现土地“资源”转换为土地“要素”的前提;其次,因土地资源所依附的社会功能多样,“原初交易成本”并不表现为可被量化的单一质性客体,而撬动村社理性,缔结结构性合约,用养老福利和就业保障等方式置换土地的社会功能,可以有效降低“原初交易成本”,将具备多种功能属性的土地资源变成纯粹的经济要素。因此,应注重发挥村社理性的制度性优势,降低“原初交易成本”,在村社规模上促进空间综合价值的实现。

从“土匪窝”到“新中国缩影”:北碚历史乡建启示录

卢作孚等人在重庆北碚先后主持了22年的乡村建设实践,这个仅三千余户、一万五千余人的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本是“落后地区”的北碚通过社会整合、冲突转化、各种资源价值实现等方式既发挥了“后发优势”,又获得包括“和平红利”在内的多重红利,还成功构建起低成本且符合城乡社会转型需要的治理结构,使得各种资源回流乡村,同时也发展出以民生为导向,强调社会参与的创新性社会企业与城乡融合的新局面。这些独特的历史经验可为当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生态文明转型与社会企业传承

中国生态文明新时代要求对山、水、田、林、湖、草等空间资源做全域系统化开发。这就需要改变工业文明时代把经济资源脱嵌于自然与社会、仅作为生产力要素来推进资本化的制度体系。由此也要求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的私利性企业改革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企业。国内研究主流大致沿袭西方在21世纪遭遇连续危机之后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到“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演变脉络,忽视了中国在19世纪末期就已形成的以“实业报国”为目标的社会企业的历史经验。本文论及的代表人物,一是坚持“村落主义”、搞“在地化”综合发展的社会实业家张謇及其创新的“大生集团”,二是长期坚持生态化和社会化,并且大力支持乡村建设事业的卢作孚及其创办的“民生集团”。他们都因各自坚持20年以上的经验而可以作为中国社会企业历史传承的研究样本。

新举国体制下的中国扶贫与生态转型

人类工业化时期三次全球化伴随着成本转嫁的历史过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严重不对称,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制度性致贫的内因。为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不同阶段衍生的贫困问题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扶贫行动,充分发挥"新举国体制"的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减贫,成效最为显著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行动。在全球金融资本深化加剧两极分化进而影响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新举国体制"集中大量财政和社会投入直接对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做非市场性的财产处置和分配,体现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渐进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制度安排,从而化解绝对贫困问题。在新发展阶段,要致力于生态经济转型,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机制,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实现,重构符合新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

以“三新”思想全面引领乡村振兴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这是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一、贯彻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在2000年以后世界气候暖化速度明显加快的挑战下,中国首先做出发展理念和战略的调整。早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不再以追求GDP为发展目标,2006年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经济"目标,2007年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12年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

农业与生态文明建设

在中国,近30年来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带来了农业的面源污染,已经是社会各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家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态小农经济,一直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在短短几十年里却造成如此严重的环境破坏？对此,本文不仅从社会经济视角分析了造成农业严重环境污染的原因,还提出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