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研究所唁电

邱淑嫦女士：惊闻文晓村先生于12月25日下午不幸逝世的噩耗，深感震惊和悲痛。 文先生是著名诗人、诗论家、编辑家、艺术活动家，是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他创办和长期主编的《葡萄园》诗刊倡导“健康，明朗，中国”的诗风，对台湾新诗甚至整个中国新诗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架起了海峡两岸诗歌交流、沟通的桥梁；他的诗歌创作关心国家、民族，抒发真实的人生体验，朴素、健康，视野开阔，艺术造诣很高，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他的诗论，以感悟、经验的方式谈论诗歌艺术，总结艺术规律，切入诗的本质，自成一格。

现代汉语的口语属性与中国新诗的肉身化品格

作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白话”是加工过的口语,甚至有欧化倾向,但由于新文学家“言文合一”的强烈意愿及创作实践,使得白话仍具有鲜明的口语特征。而“语音”与肉身及心智有直接、内在的关联性,比“文字”更切近艺术本质。语言口语化,除了生动、形象之外,还能增强现场感、亲在性。从胡适“放脚鞋样”到戴望舒的“语吻美”,从非非主义“打开肉体之门”到于坚的“诗言体”,再到“下半身写作”,新诗在白话、口语的道路上,与“肉身”产生隐秘纠葛。现代汉语的口语属性,容易发展成自由体新诗,格律体新诗的发展注定更加艰难。诗语口语化,看似与诗学之道反向而行,实则体现破旧立新的艺术规律,颇具“反者道之动”的辩证精神。

为诗消得人憔悴——新诗研究者东南大学王珂教授访谈录

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是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这种特殊文体是采用抒情、叙述、议论,表现情绪、情感、感觉、感受、愿望和冥想,重视语体、诗体、想象和意象的汉语艺术。新诗研究重在新诗诗体研究,而新诗诗体研究实质上是对诗的本体的研究。新诗诗体研究不仅具有诗学的意义,还具有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价值。当代,特别是未来的新诗是多种诗体共存、多种文体共建和多种技法共生的文体,因此新诗诗体研究很有必要广泛借鉴中外文体学及诗体学研究的成果,建设包括新诗文类学、新诗语言学、新诗意象学、新诗生态学、新诗功能学等为主要内容的新诗诗体学。目前,新诗诗体学研究虽然局部已取得较大成绩,但是新诗诗体学在理论上还存在缺乏操作性等问题,为此,建立科学的新诗诗体学是新诗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论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的三重关系

学界惯于谈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却忽视了翻译这个中介环节,只能从影响的层面看到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的一层关系。而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首先是诗歌翻译在诸多方面等同于中国新诗创作,其次是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创作具有积极的促动作用,三是诗歌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之间相互影响,促进了彼此的发展和完善。把握中国新诗创作与诗歌翻译之间的这三重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和更全面地理解中外诗歌关系。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创新

外国诗歌的翻译有助于中国新诗的文体创新,作者从语言层面的创造新字、改进语言句法和表达方式,形式层面的创造新形式、引入新形式等方面展开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种在翻译的过程中创新的文体所具有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属性,进而表明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文体创新具有带动作用。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教学研究现状

教育教学是关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教师们就不断提出本学科教育教学诸环节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而言就在于：(1)人文教育特点不强；(2)本科教育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形势。这两个方面应该是此后一段时间内本学科教育教学改革的焦点。另外,虽然教师们提出了本学科教育教学面临的问题,但是在全社会的科学主义语境中,高校中仍然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这就妨碍了教改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

现代译诗不仅在中国新诗理论先行的情况下率先实验了新诗的文体主张,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上不断地验证并完善了中国新诗的文体观念。从语言、音律、形式以及风格等方面考察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发生的原因,将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

中国现代歌词国内研究综述

是中国现代歌词研究领域的第一篇文献综述。选取并评价了70本(篇)文献,将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歌词研究成果,分成六个方面加以评述:一、建立学科的理论努力;二、现代歌词史研究;三、现代歌词的文化学研究;四、现代歌词的创作法研究;五、现代歌词作家及作品论;六、现代歌词的类型学研究及比较与跨学科研究。

从十四行诗与中国律诗的比较看建立新诗格律的必要性

在中外诗歌发展史上,西方的十四行诗和中国的律诗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而且至今仍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都遵循严格的格律,这和当下面临的诗歌困境同时说明:格律是诗歌生命的一部分,无律则无诗,新诗也不例外。这对当下建立新诗格律、走出新诗困境、繁荣现代诗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更新

中国新诗形式与传统诗歌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新诗形式建设却一直困扰着诗歌研究界和创作界，“诗体重建”仍然是21世纪华文诗歌研究的前沿性课题。为此，同到新诗诞生的五四语境中去重新探讨中国诗体观念的更新与泽诗之间的顺向关系就具备了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国诗歌的形式观念在五四时期得以更新的首要原因是中国诗歌自身发展演变的需求，但同时也与外国诗歌观念和诗学理论的影响分不开，从更为直接的层面讲，新诗文体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

“中国新诗年鉴”(1998—2010)的前期理论资源

"中国新诗年鉴"(1998—2010)》经过十多年的编选,形成了相对独立而颇具影响的风格体系和理论主张。"年鉴"的前期理论资源,主要有后现代语境下的诗歌、中国第三代诗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所显示出的断裂性与连续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年鉴"的编选。

《志林》与三台时期东北大学的学术研究

《志林》是东北大学内迁至四川三台后,由萧一山领导,金毓黻、姜亮夫、赵鸿翥等资深专家共同组织创办的一份学术性刊物。该刊秉承"严谨求真、求新"的编辑理念,具有较强的文史性、学术性和战时性。从其内容来看,该刊主要涵括了严谨求真、求新的史学研究、古典文学与语言的深层次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地理学研究、关注战时经济状况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大学精神探讨这几方面的研究成果。该刊与三台时期东北大学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是了解和研究那段社会历史和某个专家战时学术成就的重要文献资料。

中国现代诗歌的危机——论新诗文体秩序的失范与重建

中国现代诗歌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问题亦存。面对当下新诗日益边缘化的尴尬局面,重新审视新诗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就显得势在必行。新诗文体秩序的失范一直困扰着新诗的持续发展,因此重新建构新诗文体秩序将是新诗未来不断成熟发展的必经之路。

走出闺阁的闺音——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的一种研究视角

中国古代诗歌灿烂而丰富,女性诗人的作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女性诗人受性别与社会地位所限,其诗作大部分脱离不了传统的离别相思、风花雪月题材,但仍有部分女诗人努力拓展女性诗歌题材范畴,向男性诗人学习,使诗歌内容不再局限于闺阁之中,主动投身公共领域,关心国家兴亡,并以女性独特的思维方式观测历史与社会现实,通过诗歌从女性的角度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现状,揭露了广大女性艰难的生存状态。

文艺沙龙、共同体写作与中国现代“花厅”文学的生成及衰落

近现代交替之际,曾经盛行于欧洲的文艺沙龙传入我国,于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北平、南京等一线城市蔓延开来。其中上海的真美善书店、金屋书店,北平的太太客厅、慈惠殿3号读诗会,持续时间长,参与成员多,声名相对显著,属于典型的基于友谊关系的文艺沙龙,它们为中国新文学步入黄金时期注入强劲动力。这股力量源于客厅或书房,通过报刊、书籍传递出去,将更多的作者与读者凝聚起来,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学场域,培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其中一种与沙龙生活及交往方式紧密相关,可以称其为“花厅”文学。宽泛意义上的“花厅”文学,其内容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沙龙的介绍以及对中国沙龙的提倡,对沙龙生活的记录与表现,以及具有沙龙风味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等三个方面。中国现代文艺沙龙的共同体写作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其所创造的文化及文学景观,别的时空很难再现,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珍惜与回味。

从恭谦有礼的良民到圆熟诗意的哲人——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和林语堂《吾国吾民》的比较研究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和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分别塑造了中国恭谦有礼的良民形象和圆熟诗意的哲人形象,这可以从中国的文化品格、中国人的性格两方面来加以比较各自所塑造的总体中国形象,并从中看出作者的不同态度;可以说,自塑形象是"自我"与"他者"的有效对接,所以造成不同形象的深层原因既是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及价值取向的不同,又是异国读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的不同,但对"自我"与"他者"的超越又使得这两个自塑形象具有共同点。

中国新诗“颓废”审美的现代性演变——基于1920—1940年代读者批评的文献考察

通观1920—1940年代读者对象征派、左翼、“现代派”和西南联大诗人诗歌批评,“颓废”诗学的审美意识在新诗流派更替的基础之上,呈现出新奇—叛逆—时尚—异化的范式转变的趋势。借助民国报刊史料文献的集成与梳理,考察不同层次的读者迥异的批评动机、趣味、视野等要素,我们认为,在历史语境与时代精神的制约下,“颓废”诗学的审美意识恪守从点到面的辐射法则,其演变的轨迹特征彰显出新诗的现代性诗学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