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体验与郁达夫留日时期的创作

半殖民的另一面对应的是半封建,所以郁达夫的创作有着反叛传统文化、追求个性自由的一面;而半殖民的事实又必然会让身处日本的郁达夫感受到被征服者的屈辱。他既渴望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视角来分享西方/日本的文化,又不得不在现实处境中祭起民族国家的大旗来对抗半殖民现实对自己的精神压迫;既要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眼界来拥抱西方/日本文化,又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以“封建”的态度来对抗西方/日本。这既构成了郁达夫留日时期小说叙事中身份认同的两难,也决定了他对日本以及女性书写的复杂态度。

文学如何“虚无”历史?

2014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笔谈,就当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之后,《文学评论》在2014年第2期再次发起了"文学不能‘虚无’历史"的笔谈,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对于当前的某些文学创作现象进行剖析,在我看来,这样的讨论无异于一个伪命题,文学虽然与历史相关,但无论如何,文学毕竟不是历史,而历史也不是文学。

贾平凹都市叙事的现代性悖论

贾平凹的都市叙事在京派和海派之间进行承接和发展,其笔下都市一方面具有厚重的历史气韵和文化人格,同时也是在急剧转型变化中的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精神场域,是文化冲突人性异变的充满现代性悖论的精神文化空间。从《废都》到《暂坐》的都市写作,在“全景式”社会精神生态观照下,在都市、女性与日常的文学经验表达上,从男性视角到女性视角,由知识分子的“独语”到“众生杂语”,在繁华与荒芜、亲近与疏离、逃离与回归等悖论性的精神维度上追踪都市生活的变与不变、短暂与永恒,体现出了深刻的现代性。

谁害死了祥林嫂?——《祝福》再解读

一直以来,《祝福》都被解读为鲁迅对"封建礼教""吃人"主题的演绎,而鲁四老爷,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是,一旦我们细究文本就会发现,真正逼死祥林嫂的并非鲁四老爷,而是柳妈和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我"。在小说中,鲁迅所批判的并非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而是像"我"一样自诩为启蒙主义者,既旧又新却又不新不旧的"新"知识分子。《祝福》中的"我"并非一个启蒙者,而是一个接受着鲁迅自我精神审判的时代投影。

启蒙·国民性·革命：从《呐喊》《彷徨》重估鲁迅思想价值

启蒙、国民性与革命者三个问题一直以来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这三个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阿Q这样的"愚弱"国民,从而忽略了鲁迅对于知识精英们的不满。鲁迅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批判了多少不能自我言说、连圈都画不圆的阿Q,批判了多少目不识丁的"看客",而在于他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以冷静的理性思维,挑战着知识精英们的话语霸权,揭穿了启蒙现代性的神话,以及在现代启蒙神话裹挟下的盲目"革命"的冲动。

知识分子如何启蒙?——《阿Q正传》再解读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总是把阿Q与"国民性"联系起来进行解读,《阿Q正传》也被认为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集大成之作。尽管小说确实有批判国民性的一面,但是,对这一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仅仅关注于阿Q行状的国民性,而遮蔽掉了小说序言中的某些重要信息。鲁迅批判的对象并不仅仅只是阿Q这样的愚昧民众,他同时也指向了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新旧知识分子。通过序言及小说中对赵秀才、钱假洋鬼子的书写,从而把虚构的小说与现实的生活联系了起来,促使读者去重新反思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柳青现象”反观“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方向"在文学史上的大起大落比"柳青现象"更具有反思意义。通过《创业史》反观赵树理《三里湾》的创作,他把时代之困难看作首要书写问题的方式,在一个需要梁生宝式的象征整个民族国家走向的"英雄人物"的时代,显然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转型。赵树理方向的危机来自于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理解的偏差,他"重事轻人"的写作虽然在语言上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却显示出了情感上的脱离,他的创作更具有普及的意义而忽视了《讲话》中要求的"提高"问题,这使"赵树理方向"一开始就成为一个被曲解的方向。对小二黑故事的"扭曲事实"的改变,也未能达到社会主义再教育的目的。作为政治性的写作,经典性力量的缺失使"赵树理方向"的失落成为必然。

少数民族视野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以沈从文与老舍为中心

社会动荡加剧了文化间的交流与整合,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文化的选择性认同,从而建构了各自的知识谱系。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沈从文与老舍,正是通过他们对东西方文化的选择性认同,从而在东西方文化剧烈冲突的清末民初,建构了属于个体性的民族国家观念。这不仅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选择,更是他们在国际国内局势动荡的岁月,将所属民族与整个民族国家的走向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结果。尽管因为文化与身份的分裂而使得他们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呈现出某种尴尬,但就总体上来说,这种尴尬也正体现了他们重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努力。

再解读:论《生死场》国家意识与女性意识

对《生死场》的再解读,实际上是重新理解这部小说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国家意识主题再到后来的女性意识主题解读,都是对其内涵的再丰富过程。自鲁迅为其作序以来,因其与时代结合而体现出来的国家意识,作品被公认为抗日文学革命文学的代表作。而之后的刘禾、葛浩文等人的研究又挖掘出其中的女性意识,于是出现国家意识和女性意识相互对立的局面,承认一方就意味着要否定另一方。实际上,两个主题是相互融合的,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国家意识书写,其女性意识是隐含在国家意识下的。

现实批判与文明反思的现代寓言——评范小青长篇小说《战争合唱团》

随着人类精神图景的变化,文学的呈现方式更多元多变了,在表现社会世相、人心人性,洞悉现代人复杂的生存境遇方面,寓言具有穿透生活表象的艺术概括能力。对时代社会的“魔幻”现实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范小青近年来找到了寓言这样一种把握时代脉象的艺术形式,其长篇小说《战争合唱团》就是一部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融合的现代寓言,在“战争”乌龙的荒诞剧情设定下,一方面是关于人类生死存亡的宏大议题,一方面却是富有生活逻辑的现实想象和深刻的现实批判。小说在虚实之间腾挪,其夸张变形的玄幻喜剧色彩里蕴涵有严肃的现实思考,揭示了现代人身份的迷失、主体精神的缺位,由此探讨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悖谬,追问人的生命本质等根本问题。

创伤记忆与黑暗意识——冉冉论

作为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或许再也没有谁比冉冉更加关注黑暗了。如果我们结合诗人众多诗作关于黑夜以及黑夜背景的描写的话,冉冉诗歌中的黑夜就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来自于童年创伤的无意识书写。从诗歌文本来看,这种创伤记忆来自于小时候父亲在家庭中的主人地位。父亲是诗人忧伤、痛苦与屈辱的根源,这使诗人的诗歌书写呈现出对黑暗意识情有独钟的状态。记忆的创伤需要治疗、需要倾诉,尽管这种倾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说自话的哑剧。通过诗歌写作,她开始自我倾诉,倾诉自己的创伤记忆,倾诉自己作为女性的感受,也倾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她以写作的方式来对抗着创伤性记忆所强加给她的黑暗意识。

《边城》:自由的限度——兼与凌宇等先生商榷

论文试图从碾坊意象入手,通过辩难梳理碾坊在《边城》中的作用,进而考察"边城"的自由形态。在《边城》中,翠翠和二老的爱情其实先天就存在着缺陷,这源于翠翠与二老以及与祖父之间的交流对话的不畅,正是这种缺陷推动了悲剧的最终形成。因此,与其说是碾坊的介入谋杀了翠翠与二老的爱情,不如说是二老的大男子主义式的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对自由的限度把握不准而造成的人间悲剧。碾坊的介入与他们的爱情悲剧没有必然联系。

“故事新编”与创伤记忆的修复:鲁迅后期创作心理论

从创作心理上来说,鲁迅的创作明显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因为家庭困顿以及兄弟失和所留下的精神创伤,使得他在《呐喊》《彷徨》与《野草》中或多或少地以抵制记忆的方式来面对内心的创伤;而到了创作《朝花夕拾》的时候,鲁迅试图以回忆温馨往事的方式来重新结构自己的过去,从而抚平创伤。通过“故事新编”,鲁迅借着那些新编的故事,穿梭于古今之间,把自己的创伤记忆溶入这些新编的故事之中,神与物游,直面兄弟失和的精神创伤,并通过书写,成功地走出了这段精神创伤的历史。

“革命”与“恋爱”的纠结——蒋光慈小说创作论

蒋光慈"革命+恋爱"小说中"革命"与"恋爱"的真实程度一直被无端遮蔽,文本中的那些革命,并没有解决何谓革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如何革命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对于红色经典来说,不解决这些问题,其经典地位就必然受到质疑;而其所谓的恋爱,更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它总是沾染"革命"的光芒。缠夹不清、相互遮盖的革命与恋爱,体现出小说人物对于"革命"与"恋爱"的纠结感。

回到鲁迅本身重新理解鲁迅

2013年,张福贵先生撰文指出,当前的鲁迅研究存在着三种范式,即'以史料挖掘为主的历史性研究、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学问化研究、以追求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在所有这些研究范式中,讨论的与其说是鲁迅的文学问题,毋宁说是在讨论鲁迅究竟应该以一个什么形象出现的问题。这给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即:讨论鲁迅是在讨论鲁迅形象,而讨论鲁迅的文学还是在讨论鲁迅形象,一切似乎万变不离其宗。这样的论述其实延续了一直以来的鲁迅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