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和新诗彼此形塑的机制与启示——基于诗学、语言学交互视野的考察

基于诗学、语言学的交互视野,回顾汉语和新诗的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在“国语”及“文学”围绕文学性及生命意识展开双向互动、共同革新的大背景下,汉语和新诗相互牵缠、彼此形塑,既相得益彰,也彼此耗损。缘于表达现代生活方式、构建现代价值体系的要求,现代汉语被迫走上欧化道路,只不过囿于汉字、汉语的物理属性及其所负载的精神传统,无法充分实现欧化目标,语言上的内在张力必然传导至诗歌层面,引发新诗语言民族性、现代性品格建构的悖论与困惑。时至今日,用现代汉语写作新诗,早已成为不争之事实,但新诗反哺现代汉语,予其诗性锻造,促其成为意蕴丰厚的诗性语言,仍然道阻且长。我们必须充分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质,尽可能地拓展、增强新诗的语言智慧,创造出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诗歌作品,走上诗歌与语言彼此促进、良性循环的现代汉语诗学之路。

出轨的诗意:微信时代的流行时尚——以《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为阐释中心

微信作为诗歌阅读写作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已经非同寻常,而且诗歌文体也很契合微信碎片化、即时性和移动式的阅读情境和传播特质。微信平台首先带来的是形象阅读的革命,同时也给诗歌写作带来拓展和机遇,从而也催生了新的诗歌认同和评价标准。如何对好诗进行判断并推送到尽可能广阔的阅读空间,如何对自媒体时代的诗歌作出及时有效的总结和研究,成为当下诗歌生态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与难题。"诗人的诗"能否成为"大众的诗"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出轨的诗意和有效的传播。本文旨在探析微信平台上通常什么样的诗既能获取高点击量、点赞数和转发率,又能抚慰人心、通达人性、引领时尚。

构建现代汉语和合诗学

现代诗学的学科建设讨论已经渐入佳境,也引起外界一定的关注。本来按照我们的设想,准备今年结束这场讨论。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欲罢不能。稿件源源不断,参与讨论的学者正在兴头上。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作者的见解。这些见解也许不够成熟,不够全面,然而都有新意,可以引发人们的回顾与前瞻,可以在推进学科建设上给大家留下思考的空间。张德明提出现代诗学要实现从"转益多师"到"自成一体"的转变,强调了现代诗学的民族属性;而曹万生则从现代诗学发端于现代汉语的引入,提出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若干异质。向天渊和熊辉分别从"和合学"和"译介学"来打望现代诗学,他们的文章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下期的讨论,我们还会发表一些类似文章。要将讨论深入下去,就要保证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诚如苏格拉底所说,自由地追随一种论点,是建设性的学术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批判性思想总是威胁着普遍的流行观念的存在。维护学术自由不只是为了维护学者的权利,更是为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本期杨景龙的《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其实也是在呼应现代诗学学科建设讨论,虽然作者本身不见得是这样想的。杨景龙是古代文学专家,由他来梳理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关系应该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小说星期刊》与早期香港新诗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香港新文学的出现并非偶然或突变,而是从内地新文学书刊的传播开始,逐渐接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传播则不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文化革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被称作中国历史上三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一。它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性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与文化的世纪。而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实践方式就是对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化意识等的广泛传播。”

当代诗歌有效传播范式中地域文化元素的优势效应

诗歌的现实和未来都期待更加多元有效的传播策略。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从考察地域文化与诗歌传播的关系,去揭示诗歌生存与发展的某种客观规律是一个值得探求的视角。文化经由传播表现自身,丰饶鲜活的地域文化之存在使得文化互动成为可能,而传媒技术越是发达,地域文化越是无法滞守于它的故土,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地域文化可以借助现代传媒被更多的群体所接触接受,以更具活力的方式进行传播、扩散,最终实现文化地域的明朗化;同时,诗歌传播也能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创新元素,综观当代诗歌有效传播的各种范式,其中几种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元素让诗歌传播呈现出更有竞争力的状态,地域文化元素的优势效应具体表现为:地域命名的诗群、诗社与诗刊的集结效应,地域诗年鉴、诗集与诗史的溢出效应,"诗性地理"生成和演化的视域效应。

中国新诗发生期新诗集序的媒介价值

新诗集序在中国新诗发生期的传播实践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着重对这一时期的新诗集序文加以考证,试图阐明新诗的成立除了自身观念、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还有赖于在传播、阅读及社会评价中不断扩散自己。继而论证新诗发生期的新诗集序文在阅读接受空间的开辟、受众的培养改造进而在新诗合法性的确立等方面的媒介价值,即主要是具有互文参阅性的信息源、褒扬劝服性的情感源和专业权威性的影响源。

“传播的诗”:电影之于诗歌立体创构的意义

应该明确诗歌的表现载体与传播载体的区别。表现载体是诗歌的直接呈现,主要是语言文字,是诗歌创作主体与诗歌形态之间的媒介;传播载体则是诗歌定型以后的送达,是手段、途径和方法,是诗歌形态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媒介。在"传播的诗"中,传播手段并不只具有承载功能,它可以成为给诗带来表现力的和新的表现成分的部分。对诗歌而言,电影的传播形态和审美特征决定了它可以是既通俗又诗意浓厚的传播载体,电影对诗歌的立体创构使其变得可诵读、可歌唱、可观看。"传播的诗"实际上可能通向对诗歌实在本体的消解,但传播的启动作用不容忽视,这是传媒时代的结果。"传播的诗"之最理想状态是表现载体与传播载体的和谐。

暧昧的现代性——与汉学家周蕾商榷张爱玲《十八春》的阅读政治

尽管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以女性主义批评的立场挖掘出由张爱玲小说《十八春》修改后的《半生缘》所蕴含的女性的细节之处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但她并没有深入探讨《半生缘》和《十八春》都具有的独特的女性意识,并且由于文本选择的错误,没有看到《十八春》中女性的内在主体性与国族认同之间的纠结关系;张爱玲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是怀疑和拒斥的,但又不自觉地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反抗传统的精神特质。

历史束缚中的自我歌唱：何其芳的诗歌翻译研究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但其对待译诗的态度以及他的诗歌翻译作品却很少有人关注。有鉴于此,从三个方面论述何其芳的诗歌翻译观念和实践:首先是探讨阅读译诗时提高诗人素养和创作的影响;其次是分析何其芳译诗表现的主题和特色;从情感内容和形式审美两个方面论述何其芳翻译德国诗人海涅和维尔特作品的主要原因,从而说明何其芳的诗歌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变奏关系:早期的诗歌创作受阅读译诗的影响,而后期诗歌翻译则受自身创作理念的影响。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潜翻译

国内外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还没有就通过隐型的翻译文本去影响译者创作活动的翻译行为进行过探讨,而这种文学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量存在。本文从完整的翻译过程出发,论证了潜翻译过程和潜在译本存在的客观性,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潜翻译的特征,证明了潜翻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翻译类型,最后论述了这种翻译类型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小说星期刊》与香港早期新诗的次源性传播

20世纪20年代香港新文学的出现并非偶然或突变,而是从内地新文学书刊的传播开始,逐渐接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萌发期的香港新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高,早期香港新诗主要依存于当时的报刊。据目前所见文献,香港报刊对新诗的最早传播是从回应五四运动初期新旧文学的论争,引介当时最新内地诗集和诗观开始,这始自1924年9月创刊的《小说星期刊》。《小说星期刊》为香港新诗的作者提供了发表习作的第一个传播空间,培养了香港最早的一个新诗作者群,还发表了许梦留的《新诗的地位》,这是香港迄今所见最早的新诗评论。本文着力于论析《小说星期刊》的次源性传播特征,旨在以一种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建设性的媒介批评,来论证其在早期香港新诗传播实践中的作用与价值。

论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范畴与形态

长时期以来,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研究的热点,涌现出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就学界而言,对于通俗文学范畴的认知似乎仍然任重道远。也就是说,人们常常是在并不能准确、完整地界定通俗文学的情形下言说通俗文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通俗文学的基本范畴与形态进行细致的理论探讨。

裂变中的疏离与传承——从内在向度看现代汉语文论的发展理路

现代汉语文论的形成及发展与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新文学在借鉴西方的同时大大地疏离了传统,导致文学观念也发生巨大改变,传统的文道论、文德论、言志说被进化论、唯物史观、人性论、阶级论所取代;古代文论由于丧失解读现代文学的能力,陷入普遍'失语'的境地,但并未完全隐退,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去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在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今天,现代汉语文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依托丰富的古代文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