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和支持政策

特色农业是建立在区域资源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优势农业、高效农业和品牌农业,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厘清了特色农业的内涵,指出其区域独特性、技术先进性、产业集聚性、市场风险性等基本属性,并梳理了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的现状和挑战。当前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成效显著,特色农业逐渐做精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已初步形成;但中国特色农业发展仍受生产规模较小、产品特点不明显、投资渠道较少、产业链较短等因素制约。因此,通过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吸引鼓励精英人才下乡、发挥多元主体带动作用、挖掘乡村文化内涵、树立生态绿色发展理念等路径;并从健全特色农产品市场体系、健全投融资机制、健全技术支撑体系、健全风险规避机制等方面设计支持政策,有助于正确把握和推动各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高效实现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现状及对策建议

科技特派员作为“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要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科技人才为主体、以科技成果为纽带,全力助推乡村振兴。重庆市自2004年启动实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以来,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制度优势,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顺利开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重庆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基本情况、服务体系及存在问题进行全面梳理,提出科技特派员赋能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拓展服务领域,增强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能力;加强顶层设计,明晰高校院所等主体责任;多措并举发力,让激励政策真正落地;建立联合评价机制,有效提升服务质量。

让科技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中国建立基本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尽管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建立了目前世界最为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深度融入了全球经济发展过程,城市化、市民化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生产条件、生存环境显著改善,科技教育取得长足进展,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但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还存在着居住环境、发展水平、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较大差距。这仍然是全社会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科技工作者任重道远,仍需踔厉奋发,赓续前行!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半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发展方向

半市场中心地带依靠距离市场中心近、用地成本低和半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优势,优先具备了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条件,呈现出乡村半工业化发展路径。乡村半工业化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成熟的完全工业化路径,在厂房布局、用工安排和企业管理等方面表现出乡土嵌入性特点,满足了本地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需求。乡村半工业化发展嵌入到乡村社会发展秩序中,与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家庭发展目标相契合。工业园区化建设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嵌入在地方社会中的乡村工业发展,造成了工农互斥和城乡分离。县域经济应根据客观条件,维护内生于县域空间的中小规模半工业化产业,走以农民为主体的产业化和县域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

数字经济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机理研究——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等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2)数字经济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资本积累水平、居民消费水平、高质量人力资本水平在这一促进作用中发挥门槛效应。(3)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出由弱逐渐变强再弱化的趋势,相较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在东、中部地区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弱。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积极效应,需要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同时,促进金融创新、缓解金融约束,推进共同富裕、提振消费信心,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保障人才供给。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效应以及如何测度亟待研究。本文选取200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分解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演变态势且存在时空分异特性。(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直接效应,其中,生产性服务制造业与重度污染制造业协同集聚更晚达到“U”型拐点,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所需时间更长。(3)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比西部地区更先到达拐点,有助于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时间异质性分析发现,与2010-2019年相比,2001-2010年期间本地绿色经济效率提升显著抑制了周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

近代乡村建设的县域综合发展经验——以张謇的南通建设为例

本文以张謇所主持的近代南通建设为例,梳理历史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县域综合发展经验,同时讨论社会企业与乡村建设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张謇所从事的是“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其本人也应被视为近代乡村建设先驱。在近代南通的县域综合发展中,综合发展理念是引领,“内循环”和“在地化”是策略,而以“实业—教育—公益”为内容的“三位一体”则是核心。这些历史经验可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基础设施投资的多重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

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基础设施投资依然是维持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水平的重要方式。本文从国内需求角度出发,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推导出产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将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以此测算我国四大城市群主要省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多重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收敛性与区域投资、消费结构有关;(2)多数地区中心型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较高,成渝地区网络型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相对较低;(3)各地区网络型基础设施投资的溢出效应较高,成渝地区受到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较低,但自身对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较高;(4)各地区网络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反馈效应均高于中心型基础设施;(5)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应有所区别。本文将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引入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测算体系中,在丰富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效应测算体系的同时,有助于优化不同区域基础设施投资的策略,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一定参考。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22)

大疫袭来,封村断路。我们“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三年来几次组织在城乡中国之间再次游走,皆难成行。借福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的机会,各路学子再聚乡村,驻地研修。疫情封控加快了全球本土化步伐,也使得研修走向在地化。于是,《“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在2018和2019之后,又有新篇。礼失,求诸于野;学失,同样求诸于野。在这个基本常识缺乏的时代,再次由草尖溯回到草根,发现中国道路,发现乡村力量,发现未来希望。

发达地区农村青年职业选择与市民化差异机制研究——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例

发达地区农村青年借助区位和工商业发达优势,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因为土地利益分配方式、劳动观念、城市化路径以及保护性力量上的差异,塑造出两地农村青年不同的职业选择态度和行为。珠三角地区农村青年更倾向于选择低端就业岗位,重视休闲大于劳动,长三角地区农村青年在职业选择上更加积极主动,注重家庭资源积累和阶层跃升。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决定了农村青年能否建立起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有机关联,这也成为影响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村青年市民化水平的重要因素。更高层次市民化的实现,需要农村青年发挥人力资本优势,选择高度市场竞争的职业,积累真正的市民化能力。

鲁渝科技扶贫协作机制与模式创新研究

鲁渝科技扶贫协作按照“重庆所需、山东所能、优势互补、共商共享、共建共赢、互惠互利”的原则,结合重庆的产业实际和科技需求,重点围绕研发计划设立、科研院所结对共建、科技扶贫培训、人才支援帮扶、产学研合作对接和网络科技扶贫等方面开展工作,真正做到精准对接、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实现鲁渝科技扶贫协作模式创新,以高质量科技协作助推重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出推进鲁渝科技扶贫协作的建议:完善协作交流和协调,推动院所结对和共建,加强人才交流和培训,创新协作手段和内容,提升协作层次和水平等。

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及运行机制研究——以重庆为例

农业科技园区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实践探索及文献资料,总结其管理及运行的特征,提炼共性经验。在此基础上,课题组结合2022年对重庆市开展的实地调研,总结梳理重庆市农业科技园区现状,发现园区存在示范带动能力不足、产业体系建构不完善、要素获取能力差、科技创新能力弱、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结合“十四五”时期对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新要求,从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示范推广、优化产业结构、发挥要素聚集、重视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改进园区管理及运行的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视域下市场一体化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有助于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并形成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本文运用中国200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评估了市场一体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结果具有稳健性。细分农户收入来源发现,市场一体化显著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对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业大省和地方政府市场干预程度高的地区,市场一体化将带来更强的农民增收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主要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提高经济作物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本文将为政府制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提供新的证据支撑。

乡贤主导的在地化乡村建设——以傅柏翠的古蛟地区实践为例

关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学界目前一般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外来知识分子主导的外源型,及张謇、卢作孚等爱国企业家主导的内生型乡村建设模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生型模式是由地方乡贤通过对土地、山林等资源的整理来开展在地化乡村建设,其中傅柏翠于1931—1949年在闽西古蛟地区开展的实践即为其典型代表之一。自1931年开始,傅柏翠离开革命道路,致力于古蛟地区的地方建设。他通过均分田地、整理墟场、山林收归公有等方式,整合了当地的经济资源,用于乡村各项建设。可以说,他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使用权的基础上,构建了在地化的社会经济体系,使得辖区内民众得以共享均等公共服务。该实践表明,即使在缺乏工业发展能力的地区,本地乡贤主导也能低成本动员当地资源成功开展在地化的乡村建设。这一经验可以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半市场化社区互助养老:农村老年人照料中的集体统筹与实践定位

互助养老实践打破了纯福利型和纯市场化养老模式存在的弊端,但在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上仍然存在一定不足。半市场化社区互助养老把市场和社区要素同时纳入,依托村社集体发挥公共角色功能,为高龄老人推荐低龄老人资源,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半市场化养老服务,成为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合适选择。在半市场化社区养老实践中,村社集体不但能够对内外部养老资源进行整合和社会动员,还可以介入养老服务过程,进行居间协调公证、监督养老服务质量、保护照料双方合法权益,强化互助养老的公益属性。半市场化社区互助养老以集体统筹为核心,通过统合政府、市场和家庭等多元主体的角色,为村庄老年人搭建起低成本、高福利的互助养老公共平台。

找回集体: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集体治理能力提升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经济基础。基于山东省临清市农村集体“三资”清理的典型案例,探讨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内涵和优势。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产业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尝试,仍然是外部资源输入式的经营逻辑;而“三资”清理正是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借助政策合法性、集体土地制度正义性和村庄公共话语来收回被个体村民侵占的集体土地,实现村集体收入的增加和集体体制的激活。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并不追求主体上的完全市场化,经营上更多依靠村社集体对土地资源的统筹和调控能力,目标是实现与全体村民的良性互动并调整村社内部利益关系。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加强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提高村社集体统筹能力、重建村庄公共性和凸显实体化集体定位,实现通过发展内生型集体经济来提升村社治理能力的目标。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找回具备自主性、嵌入性和公共性的集体,发挥集体经济社会性、政治性和经济性等综合功能。

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管区制与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管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设置,在乡镇与村级治理单元之间建构出实体性质的中间结构,具有低成本、非正式性和制度稳定性等特点,成为乡镇政权的延伸。管区设置虽然增加了乡镇内部的“委托—代理”层级,但通过行政体制上的形式化设置和实践中的非正式运作,具有了超越科层体制约束的优势,借助激励动员和组织重构实现了有效治理。管区借助乡镇内部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不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机制创新,实现了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匹配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的需求,成为当前强国家治理背景下探索乡镇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内生型特色农业发展中的市场吸纳与产业秩序建构

特色农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基于浙西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实践,探讨了内生型特色农业发展中的市场吸纳与产业秩序建构。研究发现,内生型特色农业有其发展的资源基础、劳动力优势和市场动力,表现出强市场导向、收益导向和农户强自主性特点。特色农业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嵌入到村庄社会,更需要产业链不同环节主体具备吸纳市场的能力。农产品经纪人利用嵌入在熟人社会的优势建立与农户的长期信任关系,建立稳定的市场渠道,成为其有效吸纳市场的具体策略。基层政府则通过保障区域农产品品质,提升市场公共竞争力间接吸纳市场。特色农业发展中形成小农户、农产品经纪人和基层政府共同吸纳市场的格局,才能有助于自下而上小农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路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