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历史记忆与巴蜀分界线复原——兼论历史研究中的“后代记忆”的科学运用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巴与蜀之间存在着一条带状巴蜀分界线,虽然在这个时期的文献中记载不系统不明确,但唐宋时期人们对此有较多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以文本化的形式保存于唐宋各类地理总志之中,为我们复原这条带状界线提供了更多的史料。运用唐宋时人对巴与蜀的“后代记忆”,可以复原出巴蜀带状分界线的大致走向:其东线位于难江县(今南江县)西-苍溪县西巴岳山(在今苍溪县禅林乡青山观村附近龙门山)-西充县(今西充县)-流溪县(今南充市嘉陵区新场乡)-青石县青石山(今合川区龙多山)-赤水县(今铜梁区安居镇西甘坝子)西-大足县巴岳山(在今铜梁到大足双桥之间巴岳山)-昌元县(今荣昌区)-江安县(今江安县)西,西线在嘉川县(今旺苍县嘉川镇)北-葭萌县(今剑阁县江口镇)-临津县(今剑阁县香沉镇)-西水县(今南部县保城乡)-永泰县(今盐亭县永泰乡旧县坝)-东关县(今盐亭县金鸡镇)-蓬溪县(今蓬溪县西北明月镇)-青石县(今潼南区玉溪镇青石坝)-遂宁县(今潼南区大佛坝)-大足县(今大足区龙岗镇)-公井(今自贡市贡井区)-南溪县(今宜宾市南溪区)东。研究表明,“后代记忆”的种类中地域记忆和风土记忆相对信度更高。利用“后代记忆”进行复原之时,其离回忆年代越久,其精度和信度都将越低。这要求我们在运用“后代记忆”研究时,尽可能地运用最近时代的历史记忆,并一定要与时人记录、地理环境、考古资料相互结合起来研究。

历史时期渝东南地区森林植被变迁研究

虽然历史时期渝东南地区森林植被总体保存较为完好,到清代这一地区都曾大量出现熊猫、虎豹等对森林植被及生态完整性要求较高的大型动物,但是整个历史时期渝东南地区森林植被总体而言覆盖率在不断地降低,分布区域在不断地缩小,生物多样性在不断地减少,生态密闭性也在不断地减弱,其间的变化过程也是相当曲折反复的。这里分唐以前、唐宋、明清几个大的历史时期对渝东南地区森林植被变迁作一较为详细的论述,对影响历史时期渝东南地区森林植被变迁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阐述,以期在当代经济建设时能从历史当中获得启迪。

严如熤经世文献研究:以汉中为中心

清代学者严如熤论述川陕鄂交界地区社会政事、山川形势、风土民情等方面情况的文献屡被学界引用。他的著作对于研究清代中期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交界地区的社会状况、自然环境变迁、山地经济开发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文以汉中地区为中心对严如熤的著作进行梳理,探讨其有关汉中的经世实践及其经世致用思想形成的因素,以引起学界的关注,促进发掘更多的史料价值。

晚明时期云贵社会地理意象探析——以王士性“地学三书”为中心

晚明地理学家王士性的"地学三书"是著者宦游各地时所作,其中包含作者置身云贵山水、乡民之间,在对两省的民族、民情风貌进行探索与考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云贵发展状况的描述。透过王士性在"地理三书"中的记载,可以窥视晚明士人对云贵地区的史地考究以及形成的云贵地区自然和人文地理意象。

地方文献与明清环境史研究——以嘉陵江流域为主的考察

明清时期地方志与地方档案文献的的大量出现,将这一时段区域环境史诸要素的"分辨率"大大提高。以嘉陵江流域环境史为例,明清时期编纂的四川各府、州、县、厅志及其幸运保存迄今的《南部档案》和《巴县档案》中,保存着十分珍贵而很少被利用的环境史资料,如气候变迁、野生植物、动物的分布与变迁等。地方文献记载表明,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出现过三次异常寒冷阶段。根据地方文献,可以厘清嘉陵江流域森林的分布状况和林木的种类等。

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要素考释

学术界没有专门的著作或论文对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要素进行考释,本文试着在明代地图绘制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的地图学方法,对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要素进行考释,将方志地图中标记出错的地理要素重新定位,并以此来分析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价值,补三峡方志舆图研究之不足。

洪水与战事中的清代绵州迁治研究

乾隆中叶,涪江改道东流,严重的水灾影响绵州城池的完整性和地方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转,在金川战事迫近和财政拮据的形势下,四川总督阿尔泰主导放弃修城,将治所迁至罗江县城。嘉庆初的白莲教起义又使得绵州旧治的区位优势得以凸显,知州刘印全及本州绅民合力促成了治所的回迁。迁而复回是清代治所迁移的五种方式之一,由自然区位的唯一性和人文区位的历史惯性决定,体现出洪水环境效应的区域差异。城址迁移研究中将“行动者”的决策过程和地理区位的分析相结合,有助于明了因果关系及主次因素,呈现鲜活的历史面貌,获得深入的历史认知。

明代三峡地区方志整理与研究述略

学术界对明代编修并流传至今的三峡地区方志进行整理与综合研究的殊少。仅有的研究或只对其中的某一部或几部志书进行探讨,或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方志进行了整理。试着从历史文献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及其研究成果进行探讨。

历史时期渝东南地区的生态变迁——基于野生动物及其生境变迁的考察

前人通过野生动物及其生境变迁探讨一定区域生态变迁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有些研究关注区域较大,难免百密一疏:或关注时段有限,无法做到长时段的纵向综合考察;关注区域过大或时段较短都无法真正做到"尽全时空";或只专注于某一种动物,缺乏整体性;或专注于动物的时空分布变迁,对其影响因子一笔带过;研究成果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真正针对某一区域时又显得力不从心。针对这些"缺陷",本文选择历史时期从象、犀、大熊猫到虎、豹、熊、豺、猴等动物应有尽有的渝东南这一小区域入手,将小区域内虎、犀、象、大熊猫、灵长目动物等数种对生境变迁较为敏感的动物作为考察对象,探讨其分布变迁,分析其背后的生境改变历程、影响因子等,纠正了文焕然、何业恒等大家的一些疏误,为小区域生态环境研究抛砖引玉。

冲突与重建:清中期秦巴地区寨堡体系研究

秦巴地区地处川、陕、楚三省交界地带,管理困难。随着康乾时期大量移民涌入,社会矛盾日渐尖锐,最终导致嘉庆初年白莲教战争的爆发,秦巴地区乡村秩序一度崩溃。嘉庆亲政后,由单纯军事镇压转而通过办团练、兴寨堡等手段对付白莲教军。通过寨堡体系的建立过程、空间建构、内部秩序、作用、影响等探讨,可知清廷通过建立寨堡体系不仅消弭了战乱,也强化了对这一区域的统治,成为清朝维护地方统治秩序的重要借鉴。

宜昌港口与腹地经济关系研究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宜昌港的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港口贸易的背后,需要腹地的支撑,宜昌港贸易的发展和它背后的腹地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开埠后宜昌港货物水陆交通路线及往来大宗货物的研究,搞清其运销路线所涉及的空间范围,期望对中国通商口岸及其近代化进程的研究有所裨益。

历史钩沉:明清贵州青岩古镇的空间结构

古镇常被称为民族历史的"活字典"。在时空交替的视域下,不断诠释着城市形态的历史传承,不断建构着自身内在"真实性"。同时立足于史料整理与实地考察,爬梳了青岩古镇自明清以来的历史记忆;剖析了古镇形态与空间结构;解读了空间秩序下的社会运作体系。进而为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城镇的建设与发展进行历史文化指导。

万县港口与腹地经济关系研究

目前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可现代化的研究与口岸密不可分。近代开埠通商以来,万县港的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港口贸易的背后,需要腹地的支撑,万县港贸易的发展和它背后的腹地是密切相关的。本文将以《万县经济调查》为主要参考资料,通过对万县港货物水陆交通路线及往来大宗货物的研究,弄清其运销路线所涉及的空间范围,期望对中国通商口岸及其近代化进程的研究有所裨益。

川渝地区薅草锣鼓的分布与现状研究

在鄂、湘、赣、川、渝、黔等地广泛地分布着一种与农民劳动生活密切关联的民间音乐——薅草锣鼓。四川和重庆地区的薅草锣鼓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东部、北部及南部的丘陵山区和重庆东部的山区,薅草锣鼓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蕴含丰富的民俗文化,探讨川渝地区的薅草锣鼓的分布和现状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

19至20世纪初黑龙江流域渔业开发研究

不同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期以来农耕文化与渔猎游牧文化共融,影响了区域发展。渔猎游牧是黑龙江流域土著居民长期以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渔业历史悠久。从清朝实行"封禁"到"开禁"政策的转变,移民实边、开埠通商等因素影响下,黑龙江流域渔业开发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末《新绘四川全省明细舆图》研究

日本东京大学收藏了两幅《新绘四川全省明细舆图》,此图反映了清末四川的山、川、邑、州府等地理要素,尤其以河流和居民地描述的最为详细。绘制之精细,信息量之丰富,是清末以前历代所绘制四川全省地图中最为详细的地图之一。通过此图,能够复原清末四川地区行政区划、聚落分布、水系等,是历史地理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同时,此图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中国地图绘制方法和绘图理念由传统地图向近代科学制图转变的杰出代表,因而考察该地图绘图的时代背景、绘图数据来源以及绘制特点,对研究中国地图近代化有重要的价值。

历史地理学角度下的西南重工业发展策略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地理环境变化,以及环境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科学。人地互动观念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理念,人以所处的自然环境为生存、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场所,在地理环境的约束下改变和利用着地理环境。重工业的布局与发展既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又改变和利用着地理环境。随着资源和环境对重工业发展的制约度越来越大,西南地区重工业的发展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清代浮尸收瘗中的人文关怀

清代浮尸多能得到较为妥善的收瘗,很少出现"挟尸要价"、"挟尸索费"的现象。具体的收瘗过程中有大量细致入微的人性化举措,如强调浮尸打捞时分"击见即捞"和"看明再捞"区别对待,待殓时需要搭建尸棚尸场以避免暴露,相验时务尽详明,停厝待认时想方设法寻觅尸亲。埋葬时多须二次收瘗,坟茔形制及埋葬用度等须务得如式,并注明浮尸信息以备尸亲查寻,时时培护墓冢,浮尸随身财物分公私两条路径妥善处理,务使归亲。埋葬后须坚持岁时祭祀并照顾尸亲,始终坚持"不问阶层、众生平等"的浮尸处理原则。虽然清代在浮尸收瘗具体实践过程中,实际的收瘗效果与完善的制度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清代整个浮尸收瘗过程中具体收瘗细节处处体现出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实现了"死者免暴露",值得当下借鉴。

唐代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迁移考论

唐肃宗、代宗之际,剑南东川节度使的治所经历了数次迁移:至德二载十二月,设治于绵州,以制约剑南西川与梓州;上元二年底,迁治梓州,以镇抚经历叛乱的东川旧地;大历二年正月,移镇遂州,以示好崔旰并防备杨子琳;大历三年五月,为了应对杨子琳进攻成都,最终迁于梓州。这一变迁过程既顺应了安史之乱前后巴蜀地区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奠定了此后唐宋数百年间本地区高层政区政治中心的基本格局。

三线建设的学术史回顾及反思

学术研究的进步都是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追溯和反省学术史能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学界有关三线建设的综述均是从决策、影响、调整改造、工业遗产及与西部大开发的比较等方面进行述评,没有将非专门探讨三线建设但涉及到部分三线企业分布的论文纳入到综述中。学科之间的交叉应用使得三线企业分布的部分研究成果隐藏在看起来与三线建设并不相关的其它领域中。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三线企业分布的合理与否对客观地评价该行业或该地区三线建设的成就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