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海外华侨与大后方侨资银行的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侨胞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支持祖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学术界关于华侨对大后方投资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就金融投资而言,仍属薄弱环节。作者依据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及相关文献资料,以侨资银行为线索,从金融与抗战的研究视角出发,考察华侨对大后方银行业的投资与大后方经济建设的关系。抗战中后期,华侨出资建立的侨资银行是建设大后方的生力军之一。侨资银行通过吸收海外华侨资本及后方游资转化为产业资本,直接或间接参与有关国防民生产业的投资;单独或联合其他金融业为生产事业供给资金,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家行局和商业银行的资金不足,实现了战时金融业的使命;侨资银行也是开辟侨汇通路的重要途径,对引导海外资金参加大后方各种经济建设,有很大影响。当然,由于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和通货膨胀的困扰,侨资银行扶植大后方生产的作用是有限的,但这仍是海外华侨对祖国的一种经济援助形式,值得肯定。

国家银行与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国家银行,在抗战前就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建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网的核心,不过它们的分支机构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南、西北地区的数量极少。抗战的全面爆发,打破了已有的经济金融格局,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西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为了发展大后方经济,完成抗战建国任务,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构建大后方金融网的计划。国家银行是构建大后方金融网的核心力量,对增强大后方金融实力、促进战时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保险业述论

抗战的全面爆发,造成了特殊的战争环境,改变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进程,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并由此辐射到整个大后方的保险市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保险业务分为人身保险与产物保险两类,经营人身保险的保险公司不多,业务量不大;而产物保险却十分发达,种类繁多,其中战时兵险由国民政府出面办理,是国民政府在产物保险方面的一个创举。战时保险业的发展体现出战时特殊环境下的鲜明特点,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近八十年来抗战时期中国妇女史研究述评

抗战时期中国妇女史研究经历了社会问题视角下妇女活动的讨论、"革命史范式"影响下的妇女"贡献史"研究以及妇女"受害史"与多学科交叉下的妇女-性别史研究三个阶段。近些年来,在抗战时期妇女史研究中,学界不仅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妇女运动、妇女组织、妇女人物群体等议题,而且日益呈现女性主体与国家政治、战时社会与女性婚姻、个体记忆与女性体验等层面的研究议题。为了使抗战时期妇女史研究更趋深入,可从研究对象、史料整理、人才整合与学术交流、理论建构和研究视角方面着手努力。

抗战时期迁川工厂联合会对大后方经济开发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部分民营工厂内迁。迁川工厂联合会就是在这些工厂内迁的过程中孕育和产生的、以内迁四川的沿海沿江工厂为基础成立的工业社会团体。迁川工厂联合会及其会员工厂的內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了大后方的经济开发。虽然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战争进程和时局的影响,但研究其历史演变,仍然能够为当下各类行业协会履职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资源调查与对日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地区桐油业调查资料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桐油业调查活动,是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经济调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调查活动之一。这些调查活动所形成的一批桐油业调查资料,是了解和研究此阶段西南地区桐油业发展状况、桐油统制、易货贸易及区域经济发展等内容的重要史料依据。这批调查资料呈现出如下特点：主次兼及,主要集中于四川产桐地区,兼及云贵等省产桐地区;规模庞大,参与主体广泛,调查内容涉及桐油业的产制运销等各个领域;时代急需,调查活动具有较强的目的性,战前该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应对桐油业危机及维持其国际竞争而展开,战时其主要目的则是增加桐油产量,维持国际债信,厚植抗战经济力量。开展桐油业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活动,既有益于梳理桐油业的发展历史,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也可为特产系列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展开提供一定的参考。

抗战动员与节日娱乐:全面抗战时期重庆街头游行及其功能

全面抗战时期,出于抗战动员的需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以及重庆各界在重庆筹备安排了大量的街头游行。为保证游行顺利有序进行,主办方提前安排了游行队列和顺序,制定了游行纪律,同时通过规划游行路线、布置游行空间和加强空间管理以求扩大游行的政治功能。游行队伍高呼抗战口号和高唱抗战歌曲,营造了來厚的抗战动员氛围,而游行中大量寓意深刻的表演道具和表演内容,则激发了观众的民族主义感情。战时重庆街头游行集中于节日或纪念日,加之游行中穿插了各种生动有趣的表演节目,吸引了重庆市民的广泛参与和观看,丰富了市民的节日生活。

抗战前期日本对在华美侨的暴行与美国的应对之道

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执行避免卷入政策,将保护在华美侨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重要地位。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美国在华权益,尤其是在华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屡遭破坏,引起美国远东事务官员的警觉,进而推动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遏制日本的暴行。日本对在华美侨的暴行,成为影响美国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重要因素。

抗战时期川省区域市镇经济间的协作及联动

抗战时期,川省区域市镇经济如自贡盐业、内江糖业、南充丝业、万县油业、夹江纸业、荣隆布业等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出现了如盐煤共荣、咸甜相融、酒糖共生、油糖互通等的不同市镇经济体间协作及联动的经济现象,呈现出一个"内生"、"拉动"、"传动"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市镇经济发展图景。

抗战前期美国远东政策转变原因新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美国将远东政策的基调定位为不干涉并致力于保护在华权益,日本政府对此亦三番五次予以保证。尽管如此,伴随中日战争的不断扩大,美国在华权益频遭日本在华军事当局的严重侵犯,美国政府虽多次抗议,但终无效果。此后,美国远东政策由消极转变为积极,具体表现为道义禁运、桐油借款、废除《美日商约》等经济制裁手段的先后出台。日本对美国在华权益的侵犯,成为推动美国远东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

中国卫生教育社述论(1935年～1948年)

中国卫生教育社是1935年由中国教育界和医学界人士组织成立的倡导卫生教育的民间学术团体。它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并通过举办年会、出版《战时医政》等期刊以及开展民族健康运动等活动方式进行广泛的卫生教育宣传。中国卫生教育社的成立及发展普及了卫生知识、推动了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也配合了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卫生教育社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民间卫生学术团体,弥补了政府开展卫生教育力量的不足,从而推动了中国卫生的近代化。

战争与民生:全面抗战时期重庆自来水公司运营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渝,重庆市厂矿林立、人口激增,自来水供需矛盾凸显,重庆自来水公司因此获得了战时难得的发展机遇。因自来水事关民生,且属公共事业,国民政府及重庆市政府自始介入其创办与扩建全程。重庆自来水公司便借助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以招股集资、银行贷款等途径筹措营运资金,并采取赶工抢修、设置临时水站、分区定时供应等办法保障战时供水安全。在艰苦的抗战中,重庆自来水公司虽然亏损,但依然艰难运营,并在保障战时首都军民用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丝业融资看抗战时期后方蚕丝业的发展--基于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活动的考察(1938-1945)

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形势萎靡及蚕丝销售格局变动的影响,中国蚕丝业遇到了严重的发展危机。为应对丝业危机并进而统制丝业经济,在政府扶植下,后方丝业托拉斯企业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其几乎垄断了战时川省整个蚕丝改良事业。丝公司自身股本极其有限,其制种、收茧、缫丝、运销等各项业务均依赖于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融通,且年年借款、季季借款,属于借贷性公司运营。尽管如此,丝公司却在战时年年有盈余,并在后方丝业危机应对、外销生丝生产、蚕丝业改良等方面均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丝公司的融资及经营活动中不难发现,战时后方蚕丝业的发展状况为:经济统制与丝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金融业与丝业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蚕丝行业资本构成极为不合理。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

省地方银行肩负着本地区金融的调度和融通,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任务。全面抗战爆发后,基于特殊的环境和需要,在国民政府鼓励支持下,省地方银行得到空前发展,并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其地位。为适应"抗战建国"及强化国家资本垄断的需要,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与战前相比,战时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由局部扩大到全方位:加强对省地方银行的发行监管、对省地方银行业务的全面监管以及专门派驻省地方银行监理员等三个方面。国民政府监管的强化,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稳定,也增强了国民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并最终确立对银行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垄断。

抗日战争与后方特产行业发展——基于川东桐油业的考察

厚植抗战经济力,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总动员的最大目标。后方特产行业——桐油业是战时重要的资源型行业,桐油为重要的外销物品,是重要外汇资源之一,倍受政府及社会重视。在战争对资源的渴求下,资源型行业桐油业的经营方式、融资方式、组织形式、产制技术、运输路线等方面均发生较大变化:经营方式由自在经营转变到国家垄断经营;融资方式从"战前以自有资本为主的业内融资"过渡到"战时以银行借贷为主的金融融通";组织形式由传统字号发展到企业集团;运输路线由渝万-汉申-纽约、伦敦发展到万渝-香港、蒙自-纽约、伦敦;产制技术出现了旧式木榨、改良榨机与机器冶炼多重生产方式并存。抗日战争的影响渗透到后方特产行业发展的内在肌理之中,使战争、资源、行业三者之间呈现出紧密的互动关系。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与通货膨胀的恶化——以国民政府抵押内债为主的探讨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发内债不仅包括公开发行的货币内债和实物内债,还包括大量未公开发行的国库证。在战时内债运行中,国民政府利用内债向国家银行抵押借款,是内债增加法币供应量的主要方式,也是引起或恶化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国民政府修改法币发行准备制度,使法币发行不受限制,则是国民政府抵押内债弥补财政赤字进而推动通胀的形成方式。对国民政府抵押内债可能推动的通胀率进行量化分析,可知因国家银行存款存在抵消作用,国民政府抵押内债的数额并不会造成等量法币的发行,因抵押内债推动的通胀率亦不会全部转化为现实的通胀率。国民政府一再违背内债“吸收游资、回笼法币”的本意,进而使其成为助长通胀的工具,其根本原因在于通胀政策的实施。

粮民索债问题研究:四川省1944年到期粮食库券本息偿还的考察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物内债的发行,使粮民成为中央公开发行内债的最大承购者,而四川省是历年承购实物内债最多的省份,因此,实物内债的偿还涉及众多粮民的利益。为解决省县财政问题,四川省县政府利用政治权力操纵四川省参议会,违法挪用了1944年到期粮食库券本息款,损害了粮民的债权,引发了较大规模的索债风波,但粮民债权最终未能切实维护。1944年四川省到期本息谷款的挪用,是国民政府和四川省县政府集体违约、损害信用的表现,最终导致部分索债团成员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租界中立原则的破坏与美国的护侨应对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租界遭受了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实质性威胁。日本以护侨为名迅速出兵上海,将公共租界作为攻击中国军队的基地,破坏了租界中立的原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美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上海租界开始变得不那么安全。为此,美国不得不一面调停争端,一面增兵护侨,甚至做好了关键时刻撤侨的准备。这与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美国对上海危机的应对之道相差巨大,却给之后的1937年提供了可鉴之例。

1939—1941年美国在华撤军问题初探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建议各交战国撤离在华驻军。作为中立国的美国和意大利也收到了照会,但美国以一战成例和上海租界的国际性为由反对撤军。1940年6月意大利对法国宣战后,交战国在华驻军形成实际冲突的态势,日本再次重提撤军建议。此后不久,由于英国在华驻军的撤离和美日关系的恶化,日本在华军事当局殴辱美兵的行为不断升级,致使在华驻军越来越成为美国卷入中日战争的危险因素。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美国最终将在华驻军撤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