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总体性社会情绪

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是指弥散在不同社会群体之中、容易形成共鸣并分享的一种相对一致的群体表达,是人们在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行为取向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信念、精神和价值观。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由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与行为取向组成,并通过满意度、社会信任与社会信心实现操作化,其功能则主要在于社会整合与结构维持。总体性社会情绪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其结构的二重性表现为在总体性社会情绪引导下的社会行为既维持结构,又改变结构;对人们的行为有制约作用,同时也是行为的前提与条件。国家治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总体性社会情绪的建构、解构和重构。通过总体性社会情绪来认识时代与社会,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政策工具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启示价值。

中国青年何以自豪?——青年受教育程度与国家自豪感的关系演变(1995—2018年)

文章基于1995—2018年世界价值观的中国调查数据,利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以18—35岁青年为研究对象,分解出青年受教育程度对其国家自豪感影响在时期和队列变迁中的演变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看,中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最强,高等学历青年次之,初等学历青年最弱。随着时期推移,我国青年总体上的国家自豪感呈“U形”变迁趋势,其中,1995—2012年的先降后升趋势主要与初等学历和中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变化有关,而2018年达到最高点则主要与高等学历青年国家自豪感的加速提升有关。随着队列年轻化,青年国家自豪感呈现出“三个高峰”的趋势,并依次由初等学历、中等学历、高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变化所引起。由此来看,在时期和队列变迁中,较低学历青年的规范性国家自豪感会随个人地位及其生活体验进行重构,而高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则主要来自于对国家客观成就的理性判断。

大学生创新活力问卷的编制

目的:编制适合我国大学生的创新活力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方法:以文献分析和对42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的开放式调查为基础,构建大学生创新活力的理论结构模型,并参考国内外相关的创新活力模型与测评指标,编制大学生创新活力初始问卷。通过方便取样,对1526名大学生的测量结果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1640名大学生的测量结果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检验。结果:问卷共39个条目,包括创新动力与行为活力、创新精神与情感活力、创新意识活力、创新个性活力、创新知识与能力活力5个因子,五因素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67,SRMR=0.042,CFI=0.913,NFI=0.902,IFI=0.913)。总问卷及5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0.98,分半信度为0.83~0.96,重测信度为0.74~0.81;总问卷及5个因子得分与主观活力量表(r=0.40~0.49)、创造性人格自陈量表(r=0.31~0.52)显著相关,5个因子的平均方差萃取(AVE)在0.60~0.70,组合信度(CR)在0.88~0.97。结论:大学生创新活力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大学生创新活力的测评。

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逻辑理路与推进要点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战略任务、战略要求和战略环境,党的二十大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本次机构改革是在2018年机构改革后职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又一重大改革部署。深刻学习和理解这一新部署,需要正确认识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历史使命,明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逻辑理路,抓牢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要点。

基于“路径—目标”理论的书香城市建设绩效研究

本文基于“路径—目标”理论框架,以重庆市38个区县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领导、居民、环境3种条件对书香城市建设绩效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1)领导、居民、环境中的单一因素并不构成高建设绩效的必要条件;(2)高水平建设绩效存在居民主导、环境支撑、协同推进和行政动员等4种驱动路径,居民因素在高建设绩效组态上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3)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建设绩效,且在特定的条件下存在互补效应。总之,多案例研究昭示了书香城市建设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也绝非发达都市的专利。欠发达地区只要找准方位、精准发力,同样可以成功。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中国--南亚减贫合作成效与路径优化

中国—南亚减贫合作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以高层互信、顶层规划、部门执行、具体对接等系列制度安排为指导,围绕经济、人文、减灾等具体领域开展的一系列双边、多边国际减贫协作,从而助力南亚国家减贫。尽管中国—南亚减贫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减贫合作机制亟须完善;经贸合作有待加强;冲突、腐败及治理效能低下;国际形势复杂动荡等。为此,应从始终坚持元首外交引领、健全完善减贫合作机制、顺势深化经贸合作、大力培育民生项目、加强地区安全协作等方面提出策略优化,助推南亚国家减贫事业进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携手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

从“应然”到“实然”: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自提出以来,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实现便成为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基层人大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地方性,是通过人大代表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主体。文章着眼基层人大这一实践主体,围绕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优化建议进行了阐述。

审丑教育:当代美育的必要补充

在互联网“审丑”现象盛行的当下,我们所谈论的“丑”早已不再是传统美学范畴内的“丑”,而是一种与“审丑”完全背离的、扭曲了的网络文化现象,即“异化的审丑”,它反映了某种深层次的文化趋势与社会心态。当部分青少年醉心于模仿网络丑星的生活方式、服装打扮、语气口吻时,会逐渐产生自我认知的异化。这种异化的自我认知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行为方式上,更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

重庆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路径探究

近年来,重庆市高度重视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改善,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政策与措施,秉持满足民营企业利益需求为核心的服务新理念,助推重庆市建设成为具有全国重要经济影响力的开放中心。为进一步推动重庆市民营企业发展,本文主要分析重庆市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做数据”:数字劳动秩序的数据化建构——基于Y直播间销售劳动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不仅对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已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劳动是社会实践的典型形态,是分析数字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领域。本文依据结构化理论,设计了案例研究的程序,设计了基于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的分析框架,对D平台Y直播间的销售劳动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展现直播销售员在“做数据”过程中面临的数据环境以及个体应势而生的系统意识和劳动策略,挖掘出了平台数据所具有的资源配置与工具权威双重属性,以及这两种形态的数据参与塑造数字劳动的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了数据劳动的基本逻辑,阐释了数字劳动秩序如何形成、劳动者如何在平台权力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两个相辅相生的问题。

体医融合背景下大学生体态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

目的:基于体医融合背景下,分析高校大学生体态管理的现状,有针对性的提出具体对策建议。方法:通过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综合运用医学、体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收集整理当代大学生不良体态现状,分析目前体态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大学生体态管理对策建议。结果:学生缺乏维护体态健康意识;学校缺乏相关专业人才;信息技术水平的影响;体态管理资金不足。结论:形成高校医院、体育部、社区、家庭多位一体健康宣传小组;培养体医复合型人才;严格建立筛查学生体态问题健康档案;促进体测/体检项目加入学生体态评估内容;从预防的角度出发,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构建大学生体态管理需求模型,为大学生不良体态提供预防方法。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总体性社会情绪

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是指弥散在不同社会群体之中、容易形成共鸣并分享的一种相对一致的群体表达,是人们在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行为取向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信念、精神和价值观,反映的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极具认同感。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演进与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由“单一产权”向“三权分置”动态演进的本质,是在纵向上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统摄下,进行产权横向细分,进而通过“赋权增能”于多元产权主体,形成“三重复合功能”。这有助于实现“组织—主体—资源”相统一的“三重治理效应”:集体所有权管理功能的发挥,有利于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组织效应;承包权保障功能的发挥,有利于使农民固守农业农村,实现乡村治理的主体效应;经营权财产功能的发挥,有利于资源要素投入乡村,实现乡村治理的资源效应。其基本启示是:将地权变迁嵌入乡村治理创新中,通过地权制度改革推动乡村治理转型,最终助推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城市老旧片区改造的治理逻辑和路径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动我国城市老旧片区改造的创新。老旧片区作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实现其合理改造是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一步。本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文献分析提出了老旧片区改造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框架和治理目标四个方面对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四个城市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老旧片区改造要整合多元主体,并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在线治理,在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创新治理结构,在治理中构建责任机制、信任机制和制度规范,从而推动老旧片区改造的治理效能提升,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代际支持视角下城市社区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困境和解决路径研究

本文聚焦三个概念——老年人数字鸿沟、老年人数字融入、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代际支持。老年人数字融入存在“接入”“使用”“素养”三个层面,针对城市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困境也从这三个层面展开。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系统展现了在这三个层面上的数字融入困境,为进一步提出科学化、体系化的方法论提供了指导。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下市域社会治理联动机制构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强调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的重要论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国家重点区域发展战略,肩负着推动两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协同创新发展能力等重要任务,其中社会治理联动是一个重要方面。

中世纪以来牛津、剑桥大学哲学课程变革及启示

就哲学而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位居英国乃至世界一流。中世纪以来,牛津、剑桥大学哲学经历了从经院哲学到古典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的历史演变。就哲学课程而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大致经历了中世纪、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以来等发展阶段,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联合”和“模块化”哲学课程模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哲学课程的演变不仅受制于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受制于英国特别是牛津、剑桥大学哲学和教育的传统。中世纪以来牛津、剑桥大学哲学与课程变革的历史表明:大学哲学课程与时代具有强烈的共生关系;哲学知识变革是哲学课程变革的重要动力;哲学课程变革体现了对哲学知识的传承和创新,但是,哲学课程变革与哲学知识变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中国大学在建设哲学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借鉴上述经验。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社会向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面对资本逻辑导致的环境恶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对峙,基于“人类史”与“自然史”统一的社会向度,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探索环境问题的社会缘由,以生产方式与制度的变革化解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在“人类本身的和解”中破解人与自然之间进退维谷的困境,通达“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的诗意生存之境。生态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两大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在追寻与探究环境问题时,基本思路是把自然史和人类史割裂开来,极有可能沦为一种花式的话术操作,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与公共卫生问题上却又力有不逮。赓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社会向度,超越西方环境伦理解决环境问题的抽象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引领与推动绿色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的形成,创新生态环境制度以形成责权利均衡协调的生态治理架构,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统筹推进美丽中国与美丽世界建设,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开辟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篇章。

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信任共识论

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往往通过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来达成对不同文化需求的个体认同、彼此承认乃至组织行动的信任共识。其通常依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规范的效能化行为指引,来提升当事人组织行动的信任共识程度,以最优化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抽象信任、普遍信任与弱信任作为法律信任思维所呈现的规范特性,有必要基于此分别厘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规范所涉治理模式、资金管理与设施管理事项的信任要义。进而设定相应的外部、内部与主体之开放式行为交往指引,投入结构、用途管制之规则式物质保障指引,场所、服务与监督之普遍干预式行为评判指引,以类型化型塑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科学化、功能化与绩效化供给的规范进路。最终通过明晰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化供给,来强化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所达成的信任共识。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科学回答文明形态的划分依据、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根本动力和未来图景等问题,提出文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世界文明交往与冲突的必然性等观点。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引领地位,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同发展多样的精神文明相结合,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鲜明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平等对话、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绿色发展、共建共享”的新文明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的新发展理念搭建“一带一路”实践平台,以“共善”凝聚“共识”,形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文明体系,重塑人类文明格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创新人类文明共存方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全新历史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注入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