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以来牛津、剑桥大学哲学课程变革及启示

就哲学而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位居英国乃至世界一流。中世纪以来,牛津、剑桥大学哲学经历了从经院哲学到古典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的历史演变。就哲学课程而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大致经历了中世纪、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以来等发展阶段,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联合”和“模块化”哲学课程模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哲学课程的演变不仅受制于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受制于英国特别是牛津、剑桥大学哲学和教育的传统。中世纪以来牛津、剑桥大学哲学与课程变革的历史表明:大学哲学课程与时代具有强烈的共生关系;哲学知识变革是哲学课程变革的重要动力;哲学课程变革体现了对哲学知识的传承和创新,但是,哲学课程变革与哲学知识变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中国大学在建设哲学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借鉴上述经验。

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误读与诘难——兼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逻辑的弘扬

一批西方学者严重误读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提出了种种诘难。这种误读与诘难主要体现为:指证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囿于近代形而上学窠臼,称其仍然居于主体形而上学之地平之上;诘难其深陷近代启蒙之网,助推了资本主义计划的实现;由之,他们提出必须颠覆生产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象征交换”“交往理性”等方案代替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诠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及劳动解放理论,并就西方学者的误读与诘难进行深入批判,提出有效辨正,做出有力回击,对于科学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整体蕴涵、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逻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庄子》中的凝神状态及其功能嬗变

心斋、坐忘属于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所研究的凝神状态,庄子达到这种状态的方式取自养生家的行气之术。庄子将行气所致的凝神体验作为灵感源泉,从中获取某种真理性认识——道。除了行气,庄子后学还将专注外物作为达到凝神状态的手段,因此,《庄子》外杂篇中既有朱利奥·贝穆德斯所谓内部诱导式凝神,又有其所谓外部诱导式凝神。庄子后学不再将凝神体验作为获取真理性认识的源泉,而是以凝神状态标示凝神者境界高深、怀藏真理,进而借凝神者之口说出其所要表达的思想。较之庄子,庄子后学的思想建构方式更趋理性。

生理增强技术的身体德性反思

生理增强技术是利用药物、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和智能技术等改善人的身体机能和生命活动的技术方式或手段。其伦理两难体现为,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健康、安全和进化带来威胁。要解决此问题,就要调和生理增强技术和人类自身的共同善之间的关系。身体德性立足身体之自然善,致力于解放身体、挑战身体的局限,以发挥身体的自由和价值。身体德性指导下的生理增强技术,应以身体健康为基础、以身体强健为动力、以身体自由为目的,致力于人类自身的共同善,如此生理增强技术就不仅会实现自身的积极价值,也会为维护人类自身及其进化的利益做出贡献。

生态主义变革的形而上学魅影及其现实困境

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策略选择和环保口号,生态主义变革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囿于单向的形而上学思维羁绊,又面临一系列现实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从而降低了其化解环境难题的能力。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基于价值观的伦理变革,忘记了自然不公平背后鲜活的不公平的社会内容;伫立于精神深处闹变革,昭彰了其变革的唯心主义本质;从生态学这一“科学之眼”出发审判科学技术的原罪,却陷入了神秘主义的窠臼。为此,生态主义要化为切实的行动,就必须走出固有的形而上学性的运思路数,在鲜活的现实中寻得破解生态难题的密码。

应用理智德性的追问

应用理智德性的追问既是应用伦理学的历史使命,更是解决人类生活世界面临诸多高新技术伦理问题的内在要求。应用理智德性具有科学、技术与理智三大要素。如果说科学是理智追求知识原理的平等路径,技术是理智运用知识原理的自由途径,那么理智则是在技术实践中运用或发现科学原理以便达成尊严的能力。也就是说,应用理智德性是理智把握、运用科学技术以达成平等、自由与尊严的应用德性,也是理智的认知与实践相统一的应用德性。

伦理密码探幽

伦理的形成是自然、天性与人为共同推进的壮阔历程。自然奠定伦理基础,天性提供伦理可能,人为是天性的展开和伦理的实践过程。在自然、天性、人为的有机联系中,伦理密码逐步走出无知之幕而彰显自身。人或人类的坚韧性与脆弱性构成伦理的基本要素。脆弱性是伦理的必要性根据,坚韧性是伦理的可能性根据,脆弱性与坚韧性的矛盾是伦理的根本动力。由此可见,伦理奠定在脆弱性与坚韧性的矛盾关系之上,脆弱性与坚韧性的矛盾就是伦理密码。

《老子》“天地不仁”句三种诠释的哲学分析

《老子》“天地不仁”句子上半句表达了一个去魅化的宇宙观,而下半句代表性的诠释如下:其一,曹魏玄学家王弼运用辩名析理方法,构造归谬推理加强了老子对仁政观念的批判;其二,清代理学家纪大奎则结合字义训诂与假言命题推理,认为老子并非否定而实则是宣扬仁爱观念;其三,成玄英等唐代重玄学思想家又以中道思维,将“天地/圣人不仁”句开显为双非双遣式的精神现象学,牟宗三亦据此认为此句并非否定命题而乃遮诠语句。在当代欲望经济背景下实践此论及章末“守中”工夫论,仍可防止我们落入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过度消费与生态危机的陷阱,亦可避免过度干预之有为治理模式带来的弊端。

主体间性与个性:本真性伦理如何对抗新资本主义精神

本真性伦理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以浪漫主义的形式对抗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后福特主义发展起来的新资本主义精神成功地内化了卢梭等哲学家提出的本真性伦理思想,使本真性伦理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失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承认理论是本真性伦理对抗新资本主义精神的有效武器。以承认理论重构本真性伦理既强调个人本真性需要主体间性的意义视域,又凸显了本真性伦理的核心——个性、自我独特性。以承认理论重构本真性,在一定程度上使本真性恢复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帕菲特的客观道德哲学思想

道德哲学领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规范伦理立场,帕菲特认为导致这些分歧的根源在于对道德规范性认识的差异。要避免这些分歧导致道德虚无主义,需要对道德客观性进行重新审视。帕菲特反对基于欲望以及心理动机的道德主观主义,支持道德客观主义。他从个人同一性的客观视角出发,以客观理由和认知合理性为逻辑支撑,对道德哲学领域三大主流理论——康德义务论、斯坎伦契约论以及后果论进行改造,提出了三重理论以及最优原则。虽然帕菲特致力于提供客观道德规范准则,弥合道德分歧之间的鸿沟,但是他的思想具有局限性。道德客观性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规范性。帕菲特只强调了道德规范的理论维度,忽视了激发与实践维度。道德规范性与实践合理性之间存在极大张力。在道德实践中,不仅要以客观事实或价值为导向,更要权衡道德主体所面临的复杂境遇,通过适当的认知推理过程锻炼理性能力,从而成就真正重要之事。

生态中心论逻辑起点的错位、困境及其解救

缘于对主体惟我性引致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生态中心论力求实现伦理观革命。它以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新诠释为逻辑起点,凭借把自然抬高为人和把人还原为物,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人对自然应尽的道德义务。这一自然与人相互关系倒置的错位,带来生态中心论难以自圆其说的伦理困境。面对人与自然的生硬割裂,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原创性构想的提出,为矫正生态中心论自然与人关系的错位和伦理困境的解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与现实方案。

论道教与中国传统数学互动的原因与机制

道教与中国传统数学发生广泛互动有其内在原因。就历时性原因而言,两者有着共同的思想与学术渊源,其诞生、发展和演变均受到了易筮术数和道家哲学的重要影响,而道教所承黄老道学与传统数学学术脉络又均可追溯到先秦史官系统;道教与传统数学互动的共时性原因,则是两者在思维方式与文化结构上具有互补性。道教与中国传统数学的双向互动有其内在机制:一方面是道教思想家往往援引传统数学建构道教义理,数学因而成为道教思想的一个内在部分;另一方面,中算家在研究过程中又多主动吸收道家道教思想,使之构成传统数学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清代民国重庆城全真道的传承

清初随着战乱平息,移民涌入,重庆城中全真道依托宫观有所恢复和发展。晚清开埠后,重庆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在庙产兴学、乡村建设及废除迷信等社会运动影响下,受民国政府支持,全真道道士采取了制定章程规则、联合部分正一道徒及政商工医各界信众成立协会的形式,试图进行现代转型。然而这一转型并未真正完成,重庆市道教会并未将广大信众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并难免受袍哥帮会文化影响。尽管如此,以重庆市道教会会长张圆江为代表,少数教内精英的革新意识及行动,仍促使全真道由侧重个体修炼、靠香火及仪式服务生存的传统组织,逐渐向吸收社会各阶层参与、具备自养能力并能维护自身权利,兼重社会服务、参与抗战,适应城市生活并增强国家认同的现代宗教社团转型。

《道法会元》所见酆岳派道书考释

北宋末至南宋末所传酆岳派,其法以召神劾鬼、摄伏邪巫并恢复清宁世界为目标,自居四民社会维系者,对民间信仰、佛教、摩尼教等文化他者持排斥态度,但过强的排他性也使其难以为继。酆岳派又仿照世俗司法体系创制了相关宗教仪式,道士与神真在仙界之官僚体系亦各司其职,反映了早期天师道神权政治观念的文化遗存。酆都法中还有存神、内丹等清修之道,并兼倡周济贫困等善行。南宋时期,忠州丰都县始被传为道教酆都地狱,明初更名酆都。近代流行的酆都香会则反映了巴渝地区多元交融的宗教文化及民间对家族伦理、幸福观念的理解。

黑格尔教育体系的独特意蕴和当代价值——兼论以精神为核心的教育

基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辩证法的方法论,黑格尔创建了以精神为核心的独特教育体系。黑格尔教育体系上承欧洲启蒙运动,下启德国新教育运动,以批判欧洲封建传统教育为鹄的,以建构现代资产阶级教育为根本。黑格尔教育体系以抽象的人性为出发点,以“精神”为核心,以“辩证法”为方法论,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国家教育与伦理教育、理论教育和实践(劳动)教育有机结合,不仅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教育的时空和内涵,而且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黑格尔的教育体系如同其哲学体系一样,进步性与保守性并存,精华与糟粕混杂,当客观对待。

霍布斯的义务观

有学者认为,在霍布斯的义务体系中存在真正的道德义务,并且这种义务来源于上帝的命令。但实际上,霍布斯道德义务的来源完全是基于自利的考虑。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自然法,并不是由于上帝命令我们这样做,而是人们的明智考量决定要如此行动。因为遵守自然法是对个人以及人类整体的保存最有利的方式。这样一种考量当然是出于自利的考虑。如果说上帝的命令是遵守自然法的依据,那也仅仅是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他的力量足以使一切人类服从于他,无论他命令什么,我们都只有服从。但是这种服从也就意味着自然法绝非永恒不变的法则,因为命令是可以变化的,这与霍布斯的观点完全矛盾。并且,这样一种服从于一人的权威绝不可能是真正的道德。在霍布斯这里根本没有真正的道德义务,任何对霍布斯义务体系的道德解释都注定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