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传播与社会治理:历史回溯、现实命题及实践路径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公文传播和社会治理相互依存。公文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公文传播是实施社会治理的过程。没有公文和公文传播,社会无法有效治理。进入媒介社会,公文传播必将承担更多、更复杂的社会治理议题,公文传播将成为推动社会治理规范、科学、文明化发展的必需工具和必要手段。

公文传播:从传播行为到一门交叉学科的诞生

公文有着悠久的历史,公文的传播从先秦开始伴随朝代的演进而不断走向成熟,直至发展到如今电子信息时代的电子公文。随着计算机网络的不断演进,公文传阅系统在政府系统、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国内公文传播的学术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由于公文学术地位不高,学科发展受限,公文写作与传播的研究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从公文传播史、公文传播的“学术化”进路与公文传播的“学科化”型构三方面,结合自身对该领域的研究与发现,对公文传播学的学术发展进行深入剖析,旨在为公文传播学的学术进路奠定深厚基石。

中国电影文化的伦理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视觉文化转向、价值观多元化等趋势将中国电影文化不断推向未知与尴尬的境地。因此,中国电影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伦理的引导与规训。在“三大体系”建设的时代呼声中,中国电影文化应以传统伦理为基底,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价值观念,沿着电影文化的生成肌理,通过思想文化层面的共同体美学价值理念传续、叙事文化层面“手段善”与“目的善”的统一、镜头文化层面的诗性镜头建构,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中国电影文化伦理价值体系的建构,助力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

乡村伦理观照与民族精神搏击——影片《八角笼中》的现代性叙事

《八角笼中》作为继《我不是药神》之后,国产电影中又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史论价值的社会伦理片,其围绕“八角笼”空间展开的影像叙事极具现代性内涵。无论是在空间叙事层面对当代社会空间正义和非正义的辩证性思考,还是在道德伦理观念层面对当代乡村伦理的关照和“人”的现代性突围的书写,以及在文化价值层面对君子伦理观念的挖掘和传统民族精神的彰显,都呈现出导演希望从现代社会充满道德理想的个体身上,挖掘传统民族精神内涵和现代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实现对社会正义理念的价值追寻。

交叉学科视域下的公文传播学

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公文写作与传播交叉研究的命题。在梳理公文传播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通过论证信息传播作为公文传播的实质,社会治理作为公文传播的核心功能两个方面,探讨“公文传播学”这一原创性学科建构的必要性。力图从公文学、传播学、社会学3个维度,对公文传播学的学科内容和学术体系进行整合研究,以利于拓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交叉研究的视野,推动这一原创性学科的融合发展。

传播学视域下电影《金刚川》的多视角叙事

《金刚川》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献礼片,影片采用了多视角叙事的手法,分别从士兵、对手、高炮班和桥这四个角度讲述了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金刚川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是我国战争片的一种新尝试。在传播学视域下,这种创新也有其特别的含义。

电影伦理学与中国电影伦理学派

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伦理批评模式,开启了我国以伦理批评为主要方式的电影伦理研究之路。历经电影伦理的社会批评、电影本体的伦理批评、电影伦理的多元化批评等阶段,直至2017年,中国电影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开启了电影伦理的系统化研究之路。它涵盖电影伦理史、电影伦理批评、电影伦理理论等多方位学术探索,成为我国电影研究的重大突破,旨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电影伦理学学科话语体系,构建具有民族性标识和特色的中国电影伦理学派,从而丰富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内涵,为中国电影提供伦理滋养。

学术转型与学派建设双重视域下的电影伦理学

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转型在艰难环境中不断推进。整体而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经过三个阶段,分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引进西学和自主探索;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科学与民主旗帜的高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四个自信”背景下立足中国、转向本土理论资源的探索。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奋斗下,中国的学术研究逐渐走上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电影也在学术转型和学派建设的浪潮中不断结出新的学术硕果。电影伦理学是在新时代学术转型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适应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这一历史趋向的一个新兴交叉学科,是中国电影学派体系建构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新主流电影的“共同体”伦理意识

“共同体”概念源自西方,但我国早期就进行了共同体的探索,以大同伦理最为代表,其内涵与共同体基本一致。在共同体的现代实践中,新主流电影将“天下大同”的共同体思想内蕴其中,它以“仁者爱人”的民族本性为叙事逻辑基础,表现主人公对个体、家国、人类的仁爱之心。同时,仁爱本身就意味着责任,通过自强不息、友爱互助、国际维和等行动驱动叙事,彰显我国谋求中华民族共同和人类命运共同的现实愿景,促动了电影共同体美学的生成。

电影伦理学与共同体美学

在中国电影学派确认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中,电影伦理学与共同体美学呈现出理论之间的呼应和共鸣,分别发挥着道德基础与文化愿景的重要作用,指引着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在创作层面,中国电影应秉持共同体美学思想,延续伦理叙事传统,积极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实现中国故事的当代转述,广泛激发审美主体的情感共鸣。在思想意识层面,应积极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传播伦理道德观念,实现理论之间的多方对话与交流,最终建构起较为成熟和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话语体系。

具身认知与审美呈现:影像化身体的伦理性

基于新兴的身体哲学、身体伦理学对“身体”的关注,电影中的影像化身体可被领受为一种具身性的存在,即它所指着现实社会中人的活生生的意向化身体实践。由此,影像化的身体演绎具有丰富的伦理性内涵。结合电影艺术在审美上具有的戏剧性、超越性和主体性三个表现特征,可见影像化身体的伦理性呈现出以下三种样态,即戏剧性身体能够再现社会伦理实践的矛盾发展律、超越性身体能够演绎社会道德从经验走向先验的社会律、主体性身体则能够引导社会生存主体步入关注人的具身处境的涉身伦理世界。

电影伦理学与中国电影学派

自2015年"中国电影学派"的概念提出以来,一个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中国电影学派立足于世界的基础和核心是什么?文章以为,根植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伦理思想传统,应该成为打造中国电影学派的基点,同时也是打造中国电影学派具有东方美学气质、民族特色和国家品牌意识的独特标识的基础,由此而建立的电影伦理学理应成为中国电影学派价值体系构建的核心内容。中国电影学派作为一种国家品牌构想,要屹立于国际电影之林,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以传统伦理文化、思想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目前无可争辩的一个事实是,价值观的多元取向已经成为极普遍而又尖锐的社会问题,在电影中集中表现为人文关怀缺失、性与暴力泛滥、"三俗"倾向等伦理失范现象。电影伦理学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打造中国电影学派独特品性的必要路径之一。电影伦理学作为一门以电影的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能够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廓清中国电影伦理路径,同时为现实电影创作提供美学和价值参考,构建中国电影伦理思想谱系。在电影伦理学的学术支持下,中国电影学派需要实现以东方美学为目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既具备传统美德,又具有现代意识,同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向世界的学派打造。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

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仪式本身就是具有伦理性的活动,仪式进入电影就形成了仪式化影像。电影具有伦理性,电影不仅记录和表现了人类共同的仪式文化,在仪式与电影伦理性的双重作用下,仪式化影像也具备了伦理性。仪式化影像首先通过象征(隐喻)化手段表现其伦理性;其次仪式化影像借助电影艺术手法强化仪式之美来表现其伦理性;最为重要的是电影影像通过动作、造型、摄影角度、景别、蒙太奇、表演和音乐等视听手段强化仪式的神圣性以实现其伦理性。无论是宗教仪式化影像、民俗仪式化影像还是政治仪式化影像,一旦进入电影影像就与创作者的伦理观表达密切相关。电影的仪式化影像是电影审美伦理表达的中介,它在电影中被造型化展示,其意图是以象征(隐喻)的方式表达创作者的伦理观,引发观众正/负两面的伦理情感,从而引导观众的伦理认同或伦理疏离。仪式化影像可以产生和强化造型性功能,提升观赏性和艺术性,在视觉化造型之美中隐含伦理判断;仪式化影像可以产生和创造象征(隐喻)意义,创新影像艺术语言来突出伦理性;仪式化影像可以丰富和提升影像的思想性,从而凸显其伦理思想内涵,催生经典影像文本。

新世纪以来乡村电影的伦理审视

巴赞认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乡村电影同样以乡村的社会现实为创作源泉。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乡村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其中包含了关于阶层社会、家庭性别、传统美德的伦理观念与行为的变化。我国的乡村电影创作也积极从生活取材,呈现多元化的主题,并且越发折射出现实乡村中存在的伦理问题。新时代乡村伦理重建与乡村伦理共同体建构,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缝合、建构、回返:2015年以来中国动画影像的叙事伦理透视

中国动画电影自诞生伊始就在我国电影市场上占重要一席。随着市场环境及审美趋向的变化,我国的动画产业逐渐萎靡。但在国家政策和创作趋向的多重影响下,特别是2015年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成功“出圈”标志着我国动画电影以崭新的姿态出现。本文拟从叙事伦理视角出发,试图从符号叙事、陌生化叙事及修辞性叙事三方面来阐明动画电影中共存的伦理性内核,以此达到缝合主体身份、建构民族认同和指涉现实场域的目的。通过探讨动画电影中的伦理机制对受众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我国动画电影的创作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助推动画文化进一步繁荣。

再现、表现与表征:“西游”题材影像的旨归嬗变考索

《西游记》作为中华优秀古典文化中的瑰宝,是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取之不尽的"超级IP"。自1926年第一部《西游记》衍生电影《孙行者大战金钱豹》以来,"两岸三地"拍摄了100余部取材于《西游记》的电影。这些电影"不仅促进了《西游记》的广泛传播,也丰富了对《西游记》多样化的诠释和接受。";"representation"一词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文化研究兴起以来,其内涵逐渐由"再现""表现"演变为"表征"。

中国电影地缘文化的伦理视角

中国地缘文化是丰富、复杂和多维的,在乡规民约、丧葬禁忌、生活礼仪、节日庆典、风俗习惯、乡土文明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时的伦理规则的体现。因此,电影在呈现不同地域的日常生活习俗、道德习俗、生命伦理、乡土文明时,自然具有较大的伦理差异性。山城重庆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涵,电影中所展现的生活在山谷夹缝中的巴渝人民,在这一特殊地域中始终处于一种迸发状态:新与旧、时尚与传统、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地缘文化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重庆主城和区县本土影像的伦理表达。我国地缘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特征造就了不同地缘各具特色的伦理景观,而电影所反映的特定语境下伦理道德现象可在一定程度上引发观众的深入思考与感悟。

《北方一片苍茫》：魔幻现实主义视域下的伦理叙事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断扩张,乡村题材电影的创作在市场上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乡村犯罪题材电影《心迷宫》《暴烈无声》均取得了很好的票房和口碑,扎根于乡村文化本身的《百鸟朝凤》《村戏》等电影豆瓣评分也达到8分以上。新人导演蔡成杰首次执导的长片《北方一片苍茫》选择以魔幻现实主义视域来讲述一个北方乡村的故事,使用大量隐喻符号来支撑影片的魔幻性,对一个伦理失序集体的建构也增添了影片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是乡村题材电影一次大胆的尝试。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叙事伦理——以《蓝》《白》《红》三部曲为例

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其《红》《白》《蓝》“三部曲”的创作上,关注个体存在、读解生命意义,采取近乎“现身”的说法,已然将他的个人感觉和独立思考融入进了作品。在影片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广泛融入哲学思考、试图探寻伦理叙事、直面解构人格缺陷,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改变了受众关于自我存在的时空感知。同时,他还专擅于表现影片光色的配合,钟情于运用不同隐喻的色调,并在电影的叙事上不断的发掘着生命的必然规律、探究着个体的独立思考、昭示着生命存在的多元价值。本文亦将由此深入,以基耶斯洛夫斯基“三部曲”为切入点,进一步去阐述和读解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叙事的“生存悖论”呈现和“自由伦理”表达。

21世纪藏地电影的救赎母题

据萨义德所言“地理学实际上是东方知识的物质基础,东方所有隐伏不变的特征都建立并且根植于其地理特征之上。”[1]文化地理学的兴起为地域电影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异质的地理空间借由艺术形式强化了情感接受与审美体验。我国西藏地区地广人稀,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遍布神山、圣湖的独特的高原地貌,被称为“第三极”的喜马拉雅山脉是人类脚踩大地最接近天空的地方,彷佛可以无限接近宇宙的初始和世界的本真。都市人对藏地的银幕体察、感受和想象与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人—自然、约束—自由、经验—超越、此岸—彼岸的二元对立关系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