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民族风格”与“外来影响”之关系研究的学术史分析

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及古代文学、文化之关系的"传承-转化"研究,成为近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不妨称之为"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它既带来启示,也引出困惑,还可能导致学科尴尬。其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腾飞、社会思潮与知识分子心态的改变。只要此种"大气候"得以延续,这一趋势就不会衰颓。

从诗到诗性:视觉文化传播中现代诗学研究的审美转向

从本期起,我们开展"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我们对笔谈有较高的期望值,希望将要持续几期的笔谈能"谈"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东西。中国现代诗学已经诞生近百年了。是时候了,需要回顾和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肯定应当肯定的,发扬应当发扬的,批评应当批评的,推掉应当推掉的;向伪诗学宣战,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这是现实提出的问题,时代提供的条件,诗界普遍的希望,历史赋予的使命。对新诗的"新"和自由诗的"自由",切忌误读。任何艺术都是有"规矩"的。这既是局限,又正是特殊魅力之所在。现代诗学的规范是新诗规范的前提。我们的讨论,遵循"百家争鸣"的原则,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请大家就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现代诗学的各个方面,自由发表意见。现代诗学在新诗草创期从零起步,取得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现代诗学能够走到今天,是一代代诗学家努力的结果。但是目下在现代诗学领域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提出学术规范问题,作为主持人的发言。说得不客气一点,近年出现了一些学术垃圾。我们常常遇到"六经注我"的武断地以研究主体代替研究对象的著述;遇到从偏爱走向偏废的以偏概全的著述;遇到不是历史地研究历史问题,而是以当代语境取消历史语境的著述;遇到以西方话语颠覆民族话语,充当强权话语的"搬运工"和随从的著述;遇到以概念游戏冒充原创性的著述。著书不立说;繁而不荣,盛而不昌。这种现象,人们早已有所感受。这类著述的存在,除了为垃圾制造者(某些专心致力于谋利的刊物和出版社之类)带来实际利益以外,对于学术,对于新诗,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前几年有37位院士就学术规范问题致信中央时说:"只有被引用并获得正面评价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著作。"这是说得很对的。现代诗学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在主持人看来,至少应当有几个具体特征:(1)知识的系统性与完整性;(2)理论观点的前沿性与稳妥性;(3)引据资料的经典性和准确性;(4)自身文体的风采。学术精神有三个元素:独立精神,学术忠诚及"和而不同"的宽容风度。尤其是学术精神的第一要义——独立精神,有些学人实际上成了权力和金钱的附庸。为了提醒读者的重视,本期我们的"中国现代诗学"专栏只发这个笔谈,从下期起,笔谈将只占栏目的部分篇幅。在本期参加讨论的,有袁忠岳教授、古远清教授、李怡教授、钱志富博士、梁笑梅博士、张传敏博士和段从学博士,他们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非常欢迎读者们也来稿谈谈自己的想法。

从伦理学批评的角度重审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

文章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从对翻译活动和译者态度的认识论出发,具体阐述了现代早期对照阅读式批评模式的形成及其目的,据此认为创造社与胡适或者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实质上体现了翻译的伦理学批评观念。

跨学科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创新之路

近期以来,我国文学研究中学术创新性的严重匮乏已引起广泛关注,学界提出了各种解释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失语症”论和“学术失范”论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本文认为,我国文学研究与相邻一级学科及文学研究自身各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彼此分隔,是造成我们文学研究中学术创新性匮乏的重要原因。跨学科研究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实现学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当今国内外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也谈宗白华美学、诗学研究的启示

有学者已经从宏观上指出宗白华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中西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二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如果从微观的角度去看,宗白华还给我们留下了"道不离艺"、"中国艺术本位观"、"借照与还照的研究方法"以及"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等几个具体但并不微小的启示;揭示这些启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宗白华美学、诗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译介学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拓展

现代诗学的学科建设讨论已经渐入佳境,也引起外界一定的关注。本来按照我们的设想,准备今年结束这场讨论。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欲罢不能。稿件源源不断,参与讨论的学者正在兴头上。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作者的见解。这些见解也许不够成熟,不够全面,然而都有新意,可以引发人们的回顾与前瞻,可以在推进学科建设上给大家留下思考的空间。张德明提出现代诗学要实现从"转益多师"到"自成一体"的转变,强调了现代诗学的民族属性;而曹万生则从现代诗学发端于现代汉语的引入,提出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若干异质。向天渊和熊辉分别从"和合学"和"译介学"来打望现代诗学,他们的文章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下期的讨论,我们还会发表一些类似文章。要将讨论深入下去,就要保证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诚如苏格拉底所说,自由地追随一种论点,是建设性的学术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批判性思想总是威胁着普遍的流行观念的存在。维护学术自由不只是为了维护学者的权利,更是为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本期杨景龙的《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其实也是在呼应现代诗学学科建设讨论,虽然作者本身不见得是这样想的。杨景龙是古代文学专家,由他来梳理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关系应该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打通古今、融贯中西: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一种倾向

从本期起,我们开展"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我们对笔谈有较高的期望值,希望将要持续几期的笔谈能"谈"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东西。中国现代诗学已经诞生近百年了。是时候了,需要回顾和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肯定应当肯定的,发扬应当发扬的,批评应当批评的,推掉应当推掉的;向伪诗学宣战,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这是现实提出的问题,时代提供的条件,诗界普遍的希望,历史赋予的使命。对新诗的"新"和自由诗的"自由",切忌误读。任何艺术都是有"规矩"的。这既是局限,又正是特殊魅力之所在。现代诗学的规范是新诗规范的前提。我们的讨论,遵循"百家争鸣"的原则,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请大家就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现代诗学的各个方面,自由发表意见。现代诗学在新诗草创期从零起步,取得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现代诗学能够走到今天,是一代代诗学家努力的结果。但是目下在现代诗学领域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提出学术规范问题,作为主持人的发言。说得不客气一点,近年出现了一些学术垃圾。我们常常遇到"六经注我"的武断地以研究主体代替研究对象的著述;遇到从偏爱走向偏废的以偏概全的著述;遇到不是历史地研究历史问题,而是以当代语境取消历史语境的著述;遇到以西方话语颠覆民族话语,充当强权话语的"搬运工"和随从的著述;遇到以概念游戏冒充原创性的著述。著书不立说;繁而不荣,盛而不昌。这种现象,人们早已有所感受。这类著述的存在,除了为垃圾制造者(某些专心致力于谋利的刊物和出版社之类)带来实际利益以外,对于学术,对于新诗,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前几年有37位院士就学术规范问题致信中央时说:"只有被引用并获得正面评价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著作。"这是说得很对的。现代诗学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在主持人看来,至少应当有几个具体特征:(1)知识的系统性与完整性;(2)理论观点的前沿性与稳妥性;(3)引据资料的经典性和准确性;(4)自身文体的风采。学术精神有三个元素:独立精神,学术忠诚及"和而不同"的宽容风度。尤其是学术精神的第一要义——独立精神,有些学人实际上成了权力和金钱的附庸。为了提醒读者的重视,本期我们的"中国现代诗学"专栏只发这个笔谈,从下期起,笔谈将只占栏目的部分篇幅。在本期参加讨论的,有袁忠岳教授、古远清教授、李怡教授、钱志富博士、梁笑梅博士、张传敏博士和段从学博士,他们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非常欢迎读者们也来稿谈谈自己的想法。

《赋格》的诗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创作于1959年的《赋格》是叶维廉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该诗抒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诗人对文化异化的茫然,对生存现状的失落,对未来生存的寻思,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和丰富的情感内涵。面对政治上的压力和文化上的迷茫,该诗借鉴并创造了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纵涉古今,横揽中外,显得隐晦甚至晦涩,和当时流行的中国诗歌存在很大差异,而和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达成了艺术观念上的默契。考察该诗的产生、命运、特色和影响,对于我们思考现代诗的创新、发展,对于重新思考中国诗歌的发展历史,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

当代中国广告传播策略中的诗语诉求

当代中国广告传播策略中的诗语诉求是指广告文案借用诗歌的体式或诗性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主题,这是媒体文化语境中广告与诗歌耦合的既偶然又必然的现象。诗体广告萌发于古代,命名于现代,发展于当代。当代的诗体广告形式多样,常见的种类有格律体诗广告、自由体诗广告、歌谣体诗广告等。诗体广告具备诗歌和广告的双重文体特征,既有诗的一般特征,如抒情性、音乐性、精炼性等,又有广告的基本特征,如实用功利性、通俗易懂性、简洁甜美性等。本文对当代中国广告传播策略中的诗语诉求现象进行研究,借以丰富和扩展广告与诗歌的理论内涵,并为广告和诗歌的现实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区域文化视角下的重庆文学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是学术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理念的原质性延伸。重庆文化是重庆文学的摇篮,又是重庆文学重要的审美对象。重庆文学在文化遗传和文化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从远古的"下里巴人"开始的浓厚的诗歌传统。

马修·阿诺德与20世纪中国文化

马修.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观与文化哲学思想,经由辜鸿铭、张歆海、吴宓、梅光迪、郁达夫、郭沫若、朱光潜、闻一多、梁实秋等众多接受个体,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的发展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影响的过程可以分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三个阶段;影响的方式则有直接与间接的区别。考察马修.阿诺德在中国既被大规模接受、又被激烈抵抗的独特文化遭际,可以给我国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现代化建设带来重要启示。

山东师大在新时期的新诗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基地,这个学科对于文学史的编写与理论创新为人熟知。在20世纪的新时期,山东师范大学对于新诗的研究也颇多成就,山师团队在现代山水诗研究和丰富上园派诗学理论上的贡献是显著的,应该载入现代诗学史。

新汉学时代与中国新诗

目前正处于从传统汉学到新汉学转型的阶段,这一转型有其必要性,具体体现于中国新诗在国外的新汉学情况,尤其是在韩国和日本的研究情况以及中国现代诗学当下的前沿领域,突显出在新汉学时代加强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些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比如中国新诗的建设时代所面临的"三大重建"等。

叶维廉比较诗学的贡献与局限

叶维廉比较诗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方法论上,不仅确立了比较诗学的基本思路、设定了研究目标,还指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二是力图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诗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诗学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之差异性的辨析,获得对中西文化、美学据点的同异全识。其局限主要有三点:一是狭义“诗学”观念;二是对道家美学、陶谢诗、王孟诗的偏爱;三是“无言”与“言”的悖论。

艾略特影响新批评派的两个文学思想及其来源

艾略特影响美国新批评派的文学思想,主要是诗的非个性论和形式论。这两个文学思想的来源,可以通过济慈的文学思想而追溯到康德美学的形式论。此外,这两个文学思想还受过其他诗人和文论家的影响。

百年现代诗学的辩证反思

百年中国新诗,现在几乎还是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之外。许多诞生之初就出现的争议至今仍然困扰着新诗。现代诗学必须面对这些周而复始的话题,诸如诗的公共性与个人性、诗的大众与小众、诗家语与日常语、诗的表达技巧、新诗诗体建设等等,拒绝剑走偏锋,对自身进行辩证的反思,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话语体系。

百年中西比较诗学概论

100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由三大板块构成:以王国维、鲁迅、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刘小枫、曹顺庆等一大批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具有“两头厚重、中间薄弱”、“从自发到自觉,由实践到理论”、“微观比较与宏观比较相结合”以及“从中西二元比较到中外多元比较”等特征;以刘若愚、叶维廉、黄维樑等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与港台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陆研究的空白时段;以厄尔.迈纳、米列娜、宇文所安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突破西方中心论和促进中西诗学的互补与交流方面贡献很大。

新诗的“失范”及其与传统诗学联接的可能性

本期推出《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四),共四篇文章。我们很高兴的是,这个笔谈正在引起学术界同仁的兴趣和关注。李怡教授和张传敏、段从学、熊辉诸博士都对笔谈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的确,如段从学所讲,新诗的"变"与"常",实际上是审视新诗的"变"的问题。永远的对美的新向往,也就是"变",是诗的美学本质。"变"就是活力,"变"就是生命。但是,李怡说,现在新诗似乎在"变"的路途上一路狂奔,对于"常"——诗歌之"常",中国诗歌之"常",有所忽略,"变"与"常"的正常生态出现严重失衡。似乎是回答李怡的"怎样的‘常’才是有效的"的问题,张传敏的文章提出,新诗重建要将传统诗歌所形成的审美要件"考虑"进去,重建现代诗学与传统诗学的联系。也似乎是回答李怡的问题,熊辉的文章提出新诗重建要将域外诗学所形成的审美要件"考虑"进去,重建中国诗学与域外诗学的联系。本期文稿出现了对既往的笔谈文章的引用和回应,这是一个好现象,使得我们的讨论更有针对性,也更有寻求深度的可能。希望后来者予以注意。

“杂语”: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方式

"杂语"话语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方式,包括"原文型"、"音译型"、"汉英并列型"三种样式。当时一些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并表明了赞成或反对的态度;"杂语"方式展示了话语主体的西学背景,显示了其文化身份的优越感,使西方诗学话语和话语方式迅速地普及开来,加速了中西诗学的沟通与融合;"杂语"至"纯语"的转换,意味着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的话语霸权,妨碍了古代汉语诗学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理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