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魔幻武侠片研究:神话资源、文化传统与世俗趣味

中国武侠片中的神怪元素与电影高新技术的结合,催生了魔幻武侠电影,通过对武侠电影类型元素的继承而与武侠文化建立起关联。中国式魔幻武侠电影孕育的土壤是中国悠远的神话传统与"剑仙文化",从20世纪20年代神怪/武侠片热潮到当下中国魔幻武侠大片都在其中汲取资源,与域外魔幻片强调恒久的"善恶对立"主题相异,国产魔幻片也在本土慈悲世界观的宽恕包容和世俗化情爱母题中不断耕耘。

侠客的身体:金庸武侠小说身体叙述策略研究

金庸小说中侠客的身体叙述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第一是在"武功"与身体方面,取消了简单的强弱对应;第二是在"美"与身体方面,通过女侠叙事促进了武侠领域的女性解放;第三是在"善恶"与身体方面,断绝了身体与"善恶"的简单对应;第四是通过"易容换面"之术的频繁应用,以身体形象的变化产生了多方面的美学效果。

文明架空历史的“大幻想”展示:以燕垒生奇幻武侠文学为例

在当下文明架空历史背景的奇幻武侠文学中,燕垒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通过时空压缩表现了从蛮荒经历帝制最后到共和的文明进程,同时也通过地缘的拓展表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伦理超越,他还思考了在观赏性基础上对"写文化"和"写人性"二者的价值体验,这些都对当下奇幻武侠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武侠小说史撰述的类型格局与武侠体验——以创作派林遥的武侠小说史撰述为中心

在文学类型研究领域,副文本或亚理论、作品评论与研究、文学史撰述等三类文本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在武侠小说领域,正式的文学史撰述始于20世纪80年代,已取得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就武侠小说史撰述者而言,形成了学院派、出版派、创作派三者并存的格局。学院派重视历史文献与历史传承,出版派重视文化市场,创作派重视类型成长,三者各有所长。武侠小说作家林遥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话》是创作派撰写武侠小说史的代表之作,从类型元素的成长与类型结构的形成入手,表现了与学院派和出版派不同的文学史眼光,有着独特的武侠体验与观念创新。三种不同风格的武侠小说史撰述融合互补,进而融会贯通,是武侠小说史撰述学术进步的要求。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平江不肖生与现代中国武侠小说的内在纠结

平江不肖生以《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所表现的"江湖"和"近代"两大创作路向的并存,渊源于20世纪初由日本小说家押川春浪首创的具有国家-民族意识的现代"武侠"新观念,反映了现代武侠小说在追求趣味与追求品位之间难以兼顾的矛盾纠结,这种矛盾纠结,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始终,并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明代泰州学派与“侠”略论

泰州学派是明代心学流变中特殊的一脉,其思想游离于传统价值观之外,饱受争议却又颇具魅力。分析泰州学派种种"出位"言行的产生原因,备受其推崇的侠精神之作用不可小觑,可以说,正是尚侠的理念引领他们在心学"异端"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深刻地影响了其思想言行以及后来的文风。同时,侠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元素经由泰州学派之手,也呈现出了不同于先前的特征,不仅与心学紧密联系,更与儒家、佛家思想交相辉映,在实践层面、思想层面和文学层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赵氏孤儿》的电影改编看当下武侠大片的困境

《赵氏孤儿》的电影改编,将换孤从主动变为巧合与误会,这导致程婴的形象从忠肝义胆的大英雄降格为善良的小人物;他主动以孤儿为代价,刻意让孤儿与屠岸贾相亲相爱并在成年后砍杀了屠岸贾,程婴以此得到一种畸形的报复快感,如此便对程婴这个人物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反转,再加上整个电影中叙事逻辑上的大量疏漏,导致整个《赵氏孤儿》的电影改编失败,这也映射了当下整个武侠大片在内容和价值取向上的困境与焦虑,这种困境与焦虑将持续影响武侠大片的美誉度和长久的文化价值。

由玄幻到奇幻:《庄子》、《法华经》幻想思维比较研究

《庄子》是以"玄幻"为其表达方式的,这种中国本土的幻想思维和《法华经》的奇幻表现相融合,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叙事文学幻想因素的发展。通过对这二者的比较,可以从中清理出中国本土想象在和外来想象结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式幻想文学的痕迹。

华语武侠巨制的产业意义与市场策略

华语武侠巨制的类型框架性重启了观众走进久违的影院进行国产影像消费的欲望。武侠巨制以其票房实绩奠定了其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产业经济意义,以"巨片主义"和"饱和放映"为重要表征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策略在创造出一个个票房神话的同时,也在进一步考验着观众同质消费的承受力。

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形式建构的生成——一个类型学的分析

武侠小说是类型小说,武侠形式建构是在类型学视野下对武侠小说行文推进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中国武侠小说进入现代,由古典传统与域外文学的融合,至迟到1940年代形成了系统的武侠形式建构意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形式建构主要呈现为三种形态:一是人物中心武侠形式建构,以还珠楼主、王度庐等为代表,金庸极大地完善了人物中心的成长模式;二是事件中心武侠形式建构,平江不肖生、白羽、郑证因、梁羽生都较典型,金庸《书剑恩仇录》也是如此,而以古龙最为突出;三是环境中心武侠形式建构,平江不肖生、温瑞安的表现都十分明显。武侠形式建构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武侠情节动力与情节设置,也有助于对武侠小说精神实质及"武侠意识形态"的理解,并以此推动武侠小说研究与创作。

从“前金庸”看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

20世纪武侠小说以金庸小说为最高成就,金庸小说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逻辑基点的意义。从"前金庸"看金庸小说,可以看到金庸小说如何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进而使武侠小说走向经典化的逻辑历程。以"北派五大家"为代表的"前金庸"武侠小说,在武侠意识形态和武侠形式建构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金庸小说正是在此基础上,将武侠意识形态提升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国家/人民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将武侠形式建构发展为多重互涉的宏大叙事体制,从而使武侠小说的文学类型特质得到充分彰显和极大提升。正是金庸小说的杰出成就,使武侠小说成为中国类型小说中的经典文类。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娱乐效果与意识形态策略

民族政策的倾斜给予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娱乐性上以更大的空间,通过对女性形象的丰富表现和构建阶级胜利的成功快感,以及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大量展现,"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体现出较强的娱乐性,并使得这些影片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上具备了更好的效果。

美学修改与道德修改：论金庸小说再修改

世纪之交金庸对自己作品的再一次修改,显示出有三对逻辑关系需要认真处理,即创作逻辑与修改逻辑、科学逻辑与艺术逻辑、生活逻辑与审美逻辑。从金庸先生再修改的整体情况来看,是外在的科学律、道德律大于内在的艺术律,美学修改的成分少,"道德"修改的成分多,这种大规模的全面再修改应该慎重。

《燕丹子》的奇幻叙事艺术

《燕丹子》有着高超的奇幻叙事艺术,这种奇幻叙事不仅仅是增加丰富的想象和怪诞的情节,更是以文本本身存在的对立的思维为基础。这种思维展示了它作为一部成熟小说的独特叙事魅力,反映了中国人对立的哲学观和价值观。《燕丹子》的奇幻叙事通过对立思维而表现出来,其具体表现有三种:一是太子丹高贵与自卑的对立,二是荆轲大侠与流氓的对立,三是创作者真实与荒诞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