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驱动因素研究--兼论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

推动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小微弱”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促使农村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环节,更是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应有之义。通过构建农村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测算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同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农村普惠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关系数及网络密度均呈现先递增后下降的趋势,并于2011年达到峰值,整体关联网络通达性好,同时又存在“等级森严”的网络结构,所有网络特征指标均较为稳定。(2)上海、江苏、北京、浙江、山东、广东6个省份的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均最高,一直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区,掌控和支配能力更强,且对其他省份金融资源具有极强的虹吸作用,导致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处于集聚阶段。(3)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银行业竞争是影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五个重要变量。从直接效应看,经济发展、高人口密度、银行业竞争均促进本地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从间接效应看,某地人口密集、第一产业占比过高、激烈的银行竞争均会抑制周边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而政府加大对某地的财政支出也可以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

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同关系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法研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大多数省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或中度协调,两个系统的协调状态主要表现为普惠金融相对滞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地区相对差异和地区绝对差异都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推进而逐渐缩小。

智慧降碳:金融科技发展的城市碳减排效应研究

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精准制定碳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推动城市智慧降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区别于以往区域内单一维度的研究,本文测算了中国城市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基于2011~2019年中国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内和区域间两个方面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区域内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以及替换金融科技发展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两个途径降低城市碳排放量;区域间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金融科技虽然能降低本地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会促进周边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出“以邻为壑”的现象。基于区域内和区域间金融科技碳减排效应的不同表现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在北部城市显著强于南部城市、在非城市群城市显著强于城市群城市、在其他城市显著强于中心城市。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效应研究——来自PSTR模型的经验证据

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经济发展水平为转换变量,运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效应。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由扩大效应变为缩减效应,在阈值前后的转换呈现平滑快速变化趋势。本文的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复杂的非线性效应,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要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才能发挥作用,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破解收入分配难题以实现共同富裕。

金融如何有效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而金融是推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源头活水”。当前,金融服务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农村金融顶层设计优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数字普惠金融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仍然存在扶贫小额贷款不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筹资融资能力低、农业供应链金融对小农户带动作用有限、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存在较大的短板、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和分担机制尚不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严重不足等现实困境。因此,要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抵押担保体系、农业供应链金融、智慧化信用档案、创新激励和风险管理、农业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六个方面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来助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本文为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新的视角,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创业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创业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创业的总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该作用在不同地区、对象和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一方面直接促进居民创业,另一方面通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服务业发展促进居民创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区创新能力的单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只有在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才得以发挥,而且该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大。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减贫效应的传导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一直被视为缓解农村贫困、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论文基于31个省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农村贫困的总体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总体上,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农村减贫效应,使用深度分指数的减贫效应最显著;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这两个途径来缓解农村贫困;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具有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得到了显著提高;当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态势。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应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促进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农村居民的减贫增收。

重庆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困境与数字普惠金融模式选择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主体发生变迁,金融需求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综合性的特点。为全面了解重庆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变化状况,课题组走访了重庆部分区县的乡村振兴试验示范乡镇及有代表性的乡村产业主体,探究重庆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特征及现行农村金融服务面临的困境。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解决方案,本文在剖析数字普惠金融破解农村金融服务困境的机理基础上,提出五种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及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农民消费水平提升吗?

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SUR)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农民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水平的提升。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消费水平的过程中,支付便利性机制、流动性约束机制、预防性储蓄机制均成立。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对较高消费水平农村家庭的影响作用更大,对较低消费水平农村家庭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数字普惠金融对高财富水平家庭和低财富水平家庭的生存型消费促进作用差别较小,但是相比于低财富水平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高财富水平家庭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家庭3种类型消费的促进作用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减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失衡成为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常态阶段,通过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机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选取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传导路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将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拉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并且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以缩小区域差距。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普惠保险与相对贫困减缓——基于2008-2021年31个省域数据

基于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分析普惠保险缓解相对贫困的机理,利用2008—2021年中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建立基础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保险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普惠保险通过提高生活保障、稳定相对贫困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显著缩小贫富差距;考虑相对贫困者的收入差异,普惠保险减缓相对贫困具有门槛效应;通过相邻地区的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换等方式,普惠保险减缓相对贫困具有空间联动效应,且省际外溢效应强于省内。据此提出通过推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提高相对贫困者的可支配收入和推动普惠保险省际协同的政策建议,减缓相对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金融集聚研究的前沿演进、热点分析与趋势展望——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金融中心战略目标的提出,学者们逐渐转向研究金融集聚问题,探索金融集聚的理论内涵及其社会经济效应。以CNKI数据库中2003-2022年427篇核心期刊为样本,借助CiteSpace文献可视化软件对我国金融集聚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热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时期金融集聚研究前沿依次是“金融集聚从何处开始形成”“金融集聚的测度及其功能”“金融集聚的作用机理”;国内学者对金融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集聚的形成机理、金融集聚的测度结果及特征分析、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金融集聚与城镇化、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等7个重要主题。新时代关于金融集聚的研究应注重多学科交叉,重点从金融集聚时空演进特征分析、县域金融集聚促进共同富裕、金融集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以及金融集聚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等方面进行延伸。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研究

首先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和TOPSIS法测度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网络关联特征;然后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收敛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关联特征,多数省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但也有少数省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样本期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对差异总体上呈缩小趋势,各区域地区内、地区间差异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超变密度差异和地区内相对差异是整体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国及各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均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农业保险深度、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交通条件等因素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收敛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

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326个贫困县和812个非贫困县两个子样本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采用SYS-GMM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产业升级和农民收入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贫困县大于贫困县。县域产业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一部分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一部分通过县域产业升级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而且贫困县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大于非贫困县。本文研究结论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新思路。

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与乡村振兴--基于30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在梳理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构建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2009—2017年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数据,进而评价其社会绩效。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业务覆盖范围、涉农贷款、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与普惠金融社会绩效正相关。为此,应加强普惠金融业务支持体系建设,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大对农村小微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以提高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服务于乡村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成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民营企业成长进而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541家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的匹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分指数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成长。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非制造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支付便利性两个渠道发挥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个渠道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制造业民营企业,对中小微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大型民营企业。本文为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

民营经济增长因多种原因长期面临融资难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缓解民营经济融资困境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思路。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民营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然后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中介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两个分指数均对民营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经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创新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民营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存在“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创新→民营经济增长”和“数字普惠金融→城镇化→民营经济增长”两条传导路径。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高水平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更大。

农村金融服务农业强国建设: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没有农业强国目标的达成就不可能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和保障。目前,农村金融服务农业强国建设存在普惠金融和产业金融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支持不够、对农业科技企业融资支撑不足、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供需失衡、农业风险管理工具不全面和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距离建成农业强国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金融服务农业强国建设应该坚持以促进产业发展为金融服务核心、以促进科技创新为金融服务手段、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金融服务目标,通过农村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通过金融服务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通过金融服务农业风险管理增强农业发展韧性,最终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金融支持: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论文首先归纳总结了日本和中国台湾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与金融支持的经验,发现日本和中国台湾针对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配有完善的支持政策体系,并高度重视政策性优惠信贷、专项产业发展基金、信用担保等对融合主体的金融支持。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实践现状分析,论文认为应从强化政府部门对从业主体的认定、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区域特色资源开发和品牌建设、厘清金融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提高政策性涉农贷款中的中长期低息贷款比重、成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基金、完善担保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加快金融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机遇还是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延伸,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未来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数字普惠金融必然是重要的驱动力。基于中国2011-2020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通过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一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按人均GDP门槛值将我国划分为欠发达、较发达和发达省份三大区间,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经济较发达和发达的省份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了重要的“数字机遇”;但是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农民却面临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在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等“新动能”催化下,数字金融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进一步纾解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鸿沟、破解城乡居民数字化应用鸿沟、缓解金融机构间数字化发展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