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与“背景”的制度性分离——论南希·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性阐释

南希·弗雷泽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关系的全面分析,挖掘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存在着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经济与政治、剥削与征用的四重分离。这些分离形成了一种被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构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同时,“前台”与“背景”的分离关系不是偶然的、给定的,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化而历史性地生成的,这使得经济与非经济要素间的边界愈发难以界定,因而对边界的捍卫或挑战成为当代社会斗争的主要内容。为此,弗雷泽使用“边界斗争”的概念,提出有关边界划分的规范性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图景进行扩大的想象。弗雷泽兼顾阶级与地位、再分配与承认、文化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危机批判方法,是对传统批判理论宏大叙事的复兴。

论作为总体性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生产力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出现了新的要素和革命性变革,在生产关系层面生产关系的创新已经使中国与西方形成了原则性的区别,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已经显现出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的活力,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面也展现出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原则性区分。虽然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四个层面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环节间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之处,还需要不断推进改革,但是从总体上看,四个层面在基本原则方面是相互适应和相互推动的,正在走向成熟和定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却不断显示出它自身的限度,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找不到克服这种限度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刚好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可能性,这不仅对于中国、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西方国家也具有新文明定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