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电影:文化、叙事与审美

类型是指由于不同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或形式。类型电影旨在颂扬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理念体系,但它也具有一种文化与反文化的双重特性,潜在一定的“反艺术”风险。在电影市场与观众发生变化的当今,有必要对类型电影的当代价值进行重新审视。本期专题通过对科幻电影、法庭电影、公路电影、医疗电影、戏曲电影、武侠电影进行文化、叙事或伦理等层面的阐释,期冀为类型电影发展和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民族形式与当代文学的中国作风

民族形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诉求和文学实践,是赋能文学革命价值的主要方式,它关涉如何再现和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民族形式并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民族化的思想内容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和传统性特征。它充分利用和借鉴传统资源、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表现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实现文学的“政治化”内容、“传统化”形式和“群众化”目标的高度化合,创造当代文学的民族风格,由此形成中国作风的文学潮流,并在吸纳世界文学基础上,努力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境界。

纳兰性德与西洋文明——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中记载的早期自行车

纳兰性德(1655—1685)是清朝著名的满族词人,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为“清初三大词人”。他的父亲纳兰明珠是康熙朝权重一时的宰相,深得康熙皇帝的宠信。纳兰性德17岁入太学读书,22岁考中进士后,康熙皇帝即授以三等侍卫的官职,后晋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成为康熙皇帝的御前侍卫。纳兰性德著有《通志堂集》二十卷,包括赋一卷,诗、词、文、渌水亭杂识各四卷,杂文一卷,附录二卷。纳兰性德只活了31岁,然而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已经接触到了西洋文明,他的《渌水亭杂识》中已经记载有不少西洋器物,如自行车、自鸣钟、望远镜、“龙尾车”(一种农田灌溉提水的工具)、西人风车、西人医道等。

共同富裕视角下重庆市乡村文化振兴现状评估与发展路径研究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核,是实现乡村“五个振兴”的重要一环。文章立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揭示在共同富裕示范区中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效作用,并为重庆市乡村文化振兴进行评估与发展路径研究。研究表明,重庆市乡村文化振兴已经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在乡村振兴“五位一体”中文化振兴与其他方面形成了割裂,反哺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影响力较弱。针对此现状,文章提出了四点发展路径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艺学美学民族性、现代性”笔谈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正在深刻改变并将持续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伟大历史实践,不仅关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之延续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缔造,也关乎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从而催生和形塑出具有中国和世界双重意义的文化使命。在如此这般情势下,不仅中国文艺和美学现象不断获得开拓和更新,而且文艺学美学也被重构和重塑,甚至相较传统文艺学美学而言毋宁说是一场革命——民族性革命和现代性革命。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与文艺学美学民族性、现代性”作为时代主题和时代任务,就被历史地揭示并凸显出来——譬如,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文艺学美学奠定了什么样的历史根基,赋予了什么样的历史使命,中国文艺学美学又是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语境中施行现代转换和现代建构的,如此等等。探索这一主题,关乎中国文艺学美学之现代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建构和完善,也关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文艺学美学事业以及中国文艺学美学走向、参与和融入世界美学体系之事业等。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文艺学美学民族性、现代性”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旨在突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文艺学美学以民族性和现代性之双重使命,以及带给它的深层挑战和革新等。王建疆教授围绕其所原创的建基于中国现代语境之上的别现代主义审美学展开论述,既总括了别现代主义审美学的来龙去脉,也深刻揭示了其与中国现代状况之基础性历史关联。刘阳教授以述学文体和论笔体为个案,论述了文论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之异质性和创造性转化关联,并提出“民族文论的现代化”乃是一个始终不断获得异质和起点的命题。张兴成教授基于文明互鉴和融合视域而探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文学思维和文化主体性价值问题,突出中国文学之文明意义以及文学之道与文明的内在一体性和主体性精神,进而力倡有中国特色之文学现代化道路。章文颖副教授立足话剧艺术与中国现代语境之互动状况,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视域下不仅论述了话剧艺术现代化演进状况,同时折射出中国文艺现代化演进状况。刘琴副编审由美学术语/概念翻译出发,以“审美观照”为例,透视了中国现代美学话语之交流互鉴与创造转化生成路径或机理。张震副教授则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审美现代性问题,指出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理论话语建构乃当代中国美学之基本使命。刘阳军副教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切入点,宏阔地指出中国美学现代性、世界性课题乃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并就其语境、议题、路径和意义等进行了初步勾勒。前述凡七篇笔谈,其理论视域和方法或偏重实践哲学,或偏重概念论/知识论,或偏重文化论/文明论等,围绕前述主题展开探究,提出了诸种富有学理性和启迪性意义的论断。

论传奇“副末开场”承自戏文开场院本

民间戏文演出本《张协状元》、明成化本《白兔记》可证,戏文原是以院本为开场演出的,其中包含副末唱念诸宫调报告戏情、副净与副末等插科打诨。元末,参与戏文创作的文人剧作家倾向于在作品开场部分直截宣示自己的创作意图,将会干扰这一意图传达的插科打诨删除,并以概括剧情的文人词取代诸宫调。这一体制为明清传奇所继承,传奇"副末开场"实承自戏文开场院本。体制规范、成熟的传奇副末开场形式又称"家门",这一名称也源于院本。

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在互文中寻绎南京大屠杀书写的可能性——评房伟的长篇小说《石头城》

中外作家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书写,已渐成气候。就小说创作而言,早期有黄谷柳《干妈》(1938)、阿垅《南京血祭》(1939)、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1938)、张恨水《大江东去》(1943)、堀田善卫《时间》(1955)等作品值得关注。新时期以来则出现了李贵《金陵歌女》(1988)、邓贤《落日》(1996)、严歌苓《金陵十三钗》(2005)、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2005)、南翔《1937年12月的南京》(2006)、莫·海德《南京的恶魔》(2009)、哈金《南京安魂曲》(2011)等优秀作品,这些小说从不同维度进入南京大屠杀的书写,在创意构思与观念表达上各有其追求。其他如电影、日记、报告文学和历史著作,亦多有引人瞩目之作。对于后来的创作者而言,尽管尚不至于因敬畏“崔颢题诗在上头”而停笔,但相关作品汇聚在一起,确实给新的创作计划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么,房伟进入这一重大题材,还有多少可供他自由驰骋的空间呢?

钱玄同汉字观之变迁——以《钱玄同日记》与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钱玄同文物为线索

用《钱玄同日记》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纪念馆)藏的钱玄同文物,对钱玄同的汉字观变迁“过程”进行推演,可知钱玄同由“复古”到“反复古”的过程是复杂的,并非完全等同于钱玄同的自我塑造。《钱玄同日记》与鲁博藏的钱玄同文物,展示出其师章太炎与其兄钱恂带给钱玄同的影响,也表明钱玄同当时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并非如他后来追忆的那般愤怒,亦呈现了钱玄同对“废汉文”在私人领域的思考与实践,更能让人感受到钱玄同在“废汉文”时的有心无力与犹豫。这些日记与文物使得历史中的钱玄同形象呈现得更为完整。

中国银幕女英雄的性别规范与文化空间

英雄叙事一直是中国电影经久不衰的母题,然而女英雄的塑造常伴随强烈的阈限性,使女英雄群体被隔绝于主流历史表述与其自身成为漂浮的历史浮标的特质。女英雄形象在银幕上完成其表述与使命的时刻指涉着超越这个群体之上的历史界域,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银幕女英雄之流变,探究女性英雄塑造之得失,辨析其间复杂而意味深长的性别规范、情感景观与精神塑造,对发掘中国主旋律电影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语言文字+”:浸润式“现代汉语”课程思政举隅

在人文学科领域,“现代汉语”等语言类的工具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多一些的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资源”要少一些,但也可以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可以进行“语言文字+”这种浸润式的课程思政建设--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课程思政建设,藉此充分培育这门课程的价值理性。就教学目的而言,需像做词类划分一样求完备;就教学内容而言,需像做隐喻辨析一样求关联;就教学方式而言,需像做义素分析一样求特色。“语言文字”加载的是价值理性,是情商,是主体精神理念(含家国情怀、文化自信、文化互融互鉴、科学精神、团队意识、真诚、审美情趣、探索精神等)。这里所“+”的内容可以同时进行、并行不悖、自然贴切、得体有效。

柳带韦墓志释文补正

柳带韦墓志是2014年在西安出土的一方北周墓志。发掘简报所作释文及标点大体准确,但个别之处仍可商榷。旧释“览斫为械”之“斫”,当改释为“箸”;旧释“子及之床”之“及”,当改释为“反”;旧释“升絶”之“升”,当改释为“斗”;旧释“叔列将之坛”之“叔”,当改释为“升”;旧释“遽车”之“遽”,当改释为“蘧”等。

论古代文献中的蛊毒及治蛊之术——以西南地区云南省为例

在我国古代文学和地方文献中,文人墨客以小说的形式记载了形形色色的蛊毒。本文尝试把蛊毒加以归类,分为虫蛊、草蛊、药蛊、咒蛊等四类,并归纳出传统治蛊的经验和方法,为研究古代民间蛊毒的种类特点和治蛊之术,以及传统的民间医药、巫术提供资料借鉴。

论清代科举及书院与姚鼐的为文

清代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八股文作为选拔人才的方式,程、朱理学作为考试的教材,书院作为培养学生的场所之一。姚鼐在四十多年的学院讲学生涯中,结合教学实践,编出了一套适合于教学的《古文辞类纂》,并形成了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作为古文创作的八字诀。由于姚鼐追求教学、创作、理论的统一,因而其古文具有法度有余而灵动不足、平淡有余而风韵不够的艺术特点。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传统与新变

海外汉学(Sinology)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其学科特点是以历史语文学(Philology)和文本为基础,对中国典籍进行解读与翻译。之后汉学在欧洲诸国(以法国、德国、英国为甚)持续发展,渐成气候,涌现出一大批知名汉学家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学研究的地理中心逐渐从欧洲迁至美国,学术风气上也完成了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到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范式转移”,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反省也在经历不断的审查和自我审查。近年来,域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越发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汉译本在中国陆续出版。

从薛爱华到宇文所安:汉学视野下“文化南方”研究的转向与发展

中国“文化南方”的概念,经过从薛爱华的专著《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到宇文所安等的论集《文化南方与汉唐诗歌》的不断建构,汉学研究中的“南方”由确切的地缘概念走向由文本所构建出的文化疆界,形成中古时期中国文学的核心传统之一。通过二书的对比,剖析其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情感和“文化南方”这一概念的变易,观察近几十年海外汉学研究的扬弃、突破与革新,由此聚焦汉学文学研究的转向与变容,联系当下汉学研究视角的精神回归与西方汉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化,讨论汉学研究者的身份迷思,有助于展望汉学研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出关》的互文:“历史中的老子”与“漫画化的老子”

在小说《出关》中,鲁迅对老子的改写态度一直是被讨论的焦点。小说以《史记》《庄子》为故事依据,重点对老子和众人的语言及形象进行改写,最终将老子漫画成一个徒作大言的“空谈家”形象。联系鲁迅的老庄研究专章《汉文学史纲要·老庄》,将其笔下作为客观历史人物存在的老子与被漫画化的老子形象进行对读,还可构成重新解读《出关》文本的互文角度。在两篇文章中,鲁迅分别就老子的“无为”表达了自己的肯定与批判态度,看似是两次相互矛盾的评价,实则展现了鲁迅对老子思想的整合认识。比起思索过去,鲁迅更急于将历史打破,寻找于“现在”有利的药方,而《出关》即是在《汉文学史纲要·老庄》基础上的一次颠覆与整合,并将抽象的传统哲学纳进现实作最后的观照与探索。

《杜诗详注》中杜诗异文的著录方法及其弊端

仇兆鳌著录杜诗异文往往直接采用前人的著录,有时也会“同义替换”他人记载的异文,亦或是根据注释增加异文。仇兆鳌著录异文的原因和他“求博”“讨故”“汰脞”“辨穿凿”和“补阙”的思想有关。他著录异文的方法也有弊端:沿用他本文献记载的失误;简写导致文献指向不明;转引文献,导致文献版本不清晰;抄错文献、未标注原始文献出处导致文献追溯困难。

电影建筑学视域下《郊区的鸟》的城市叙事与互文研究

建筑以艺术符号与功能参与到电影表达中,以“移步换景”的线索编织三重记忆;建筑编码符号隐喻,以废弃建筑、透明建筑、释能建筑等传递象征意义;建筑重塑城市文脉,唤醒故乡建筑记忆,以杭州为城市新陈代谢的坐标,用郊鸟筑巢与勘测队挖掘的对照,勾描后现代建筑主旨。《郊区的鸟》凭借其匠心的空间设计,以及对杭州城郊变迁的思索与考量,成为“杭州新浪潮”的垂范之作。

语言、文学与认同:论台湾地区新文学的“跨语实践”

台湾地区新文学场域中自日据时代到光复初期,文坛主流文学语言发生两次转换,构成事实上的“跨语实践”。语言转换凸显出以“文学汉语”为本位的语言建设路径,及以日语为中心的殖民地台湾地区文坛主流文学通用语地位的塑形与失却;跨语书写展露跨语作家均质共性的集体文化心理,两次“跨语”背后截然不同的转换意义、跨语世代获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得以复现;跨语实践中作家采取“方言路线”来学习国语的历史经验,以及直面“日语废止”问题的复杂反应,显示出光复后文化重建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