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无闻先生与西南大学书法学科建设

西南大学文学院是西部地区最早招收书法硕士研究生的单位,1987年开始招生,导师为徐无闻先生,由荀运昌、秦效侃、冯建吴、苏葆桢、郭克等教授辅之。徐无闻先生与他的同事们创办书法专业的缘由,应有两点。其一,学科背景。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应该是从清政府灭亡前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开始。"京师大学堂"开始虽然有了本科.

精神的关注:抽象绘画与书法关系的考察

要研究西方绘画与书法的关系,可以从研究论文入手,也可以如目前一些研究者那样,偏重美学或衡学意义的发掘.本文拟采取以对图象的直接观照与前人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其思想基础如顾炎武所说:"尝谓今人纂集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春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平!"[1]

高等书法专业学科发展刍议

近一百年来,我们的高校学科体系经过自身的建设以及对西方的借鉴,已经日臻完善。但在建设高校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一些学科如书法艺术的关注较少。或许正是由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特性,现代学科体系在建设之初就没有为其提供席位,导致高等院校中书法教育在一段时间里缺位。近五十年来,随着书法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高等书法教育的开展逐步有了依据。在国家大力倡导传统文化政策的指引下,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书法学科如今终于在高校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朱光潜的“移情”说和书法审美接受观

朱光潜是中国现代重要的美学家之一，以独到的西方美学观来审视书法美学。本文试图通过朱氏的书法美学理论——“移情”说来剖析书法接受和审美的内在机制。

苏轼书法的公私收藏

苏轼存世书迹以墨迹、法帖、碑刻三种形式为主。由西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所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合作编撰的《苏轼书法全集》(简称《全集》),收录了苏轼墨迹70件,刻帖71种422件,碑刻47件,去重后共计502件。传为东坡的同一文本的作品有不同墨本者,如《与友人东武帖》《与董君获见帖》《中山松醪赋卷》等有不同版本的墨迹存世。同一文本的作品也有初刻或者翻刻、再翻之别。

试探书法中的“涩”势

线条是书法艺术的关键要素，所以线条的质量成了衡量书法作品的一个标尺。在书法历史长河中，尽管历代书家各自的风格不一，但他们对于线条质量的追求是始终如一的。本文试梳理关于历代书论中关于涩势的书论，揭示涩势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技法层面上如何运用涩势来体现书法线条的力量感。

尊礼尚教 以德养书--碑刻精神溯源及其对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启示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和独特符号,因此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历程中责任重大。

书家“借酒”浅析

纵观我国书法史,许多书家在饮酒后写出的作品往往比未饮酒时所书写的更为精彩,既能让欣赏者惊叹,又能让自身有酣畅淋漓之感受,比较典型有唐代张旭与怀素,宋代的苏轼等。他们饮酒后能达到一种情感充沛,灵感迸发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书家的书写水平可以超常地发挥,甚至达到出人意料的结果。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饮酒”对“身、心、灵”三个层面的影响进行分析,进而从禅学所说“禅”的状态来分析书家饮酒后的书写状态,这样既能了解饮酒与心性的关系,又能从中国哲学“心性论”上来看待饮酒。

传承与开拓:台湾高等书法教育现状分析——以硕、博士生培养中学科构建及学位论文为例

1934年9月，金陵大学成立国学研究班，将书法与经学、小学、史学、诗学一起列为国学研究科目，由胡小石先生教授“书法史”“金石学”课程，这是近代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史上最早为研究生开设的书法课程。台湾地区高等院校研究所开设书法课程，最早为1962年的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目前可知，台湾地区第一篇与书法相关的硕士论文，就出自该校1965年傅申的《宋代文人之书画评鉴》。据台湾艺术大学李郁周教授称，七十年代就读于中国文化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期间，曾修过庄严讲授的“书画品鉴”与“题跋学”、王壮为讲授的“书史研究”以及曾绍杰讲授的“金石学”等书法相关课程。

从读书笔记到“书法+”——我的书法学术研究之路

从读书笔记到朴学我的书法学术研究可以说是从读书笔记开始的。这从新近出版的我的书法研究论文集《书法的观念与实务》一书可看出端倪。其中,收入论文集的第一篇,就是由时任编辑毛万宝先生选中后刊登于《书法之友》一九九四年第三期的关于《海岳名言》的读后感。

徐无闻先生的艺术与学术

徐无闻先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讲过,有一类艺术家,其生前的名声,往往与他的实际成就不完全相应。然而,历史的考验总是公正的。生前名过其实者,身后名声日渐降归原位;生前因种种原因而名不及实者,身后也会显露他自有的光辉。这表达了他一贯持有的艺术史观。流光堪惊,转眼间,徐先生辞世近三十年,他的名声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流散,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亮。

苏米关系与米芾《紫金研帖》的历史定位

东坡与米芾感情之深,超乎一般。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东坡从海外北归,与米芾相见于真州。两人尺牍往还较多,其中《与米元章二十八首》之二十五:“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

知书笔墨不染尘

翻阅陈曦兄近作,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因为在他的书法用纸中,居然出现好几张“嘉轩用笺”。“嘉轩用笺”为我博士在读期间专门印制的私人用笺,当时见到此笺的同学友朋多有得而藏之者。让我不曾想到的是,陈曦兄不仅保存此纸近二十年,而且还在其近作中使用。受此触动,不由得回想起与陈曦兄交往二十余年的经历,并钦佩他至今取得的成就。

论清代早中期重法尚古思想——以题跋批评文献为中心

以遗民书家和扬州八怪为主的尚奇好异书法风尚是主流书学著作在描述清代早中期书法思想时会着重论述的,而对重法尚古思想关注则多有不足。在传统书论文献之外,清代题跋书法批评文献亦是我们研究清代书法史的重要材料,或可对传统书论史料研究成果以佐证和补充。现以清代题跋书法批评文献为研究中心,我们可以发现清代早中期有着明显的重法尚古的书法观念倾向。

曾国藩书学观

作为书法家的曾国藩,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于书法学习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依据曾国藩的相关论著,对其书学观的大体脉络进行梳理,归纳为:习,熟,悟,化;并揭示其书学观的书学背景,凸现其在书法史上的历史意义。

回忆父亲徐无闻先生

我父亲的性格、人格、书风与他的家庭、生活经历应该是紧密相关的。我的家庭可以追溯到"湖广填四川"以前的湖北麻城孝感乡。我们的祖上到达成都以后,累世为成都府的基层公务员,财力与文化都比较一般。直到我的祖父徐益生,状况才有所改变。祖父十一岁时,被送到一家店铺做学徒,因为人小体力弱,自小立志苦读.

徐无闻先生的治学

先生治学四十余年,成果丰硕。关于这一方面可以参看我在四川社科院、四川文史馆主办的《国学》辑刊上刊发的论文,论文题目为《徐无闻先生学述》。徐先生在川大求学期间就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1954年就撰成了《评胡蛮著〈中国美术史〉》。先生于文字学尤为用功,用蝇头小楷先后批注《说文》七遍.

“以物喻书”郄视

"取譬物象以论书"常散见于历代书法著作之中,但是多零碎杂乱、无章可循,而当代书论虽频见援引而鲜有整理者。其实前贤书论中出现的"以物喻书"的现象不仅观照自然物象的形态美,而且还观照了自然物象的神韵美。这体现了历代书家取法自然意识的强化,但这种自觉意识强化到一定程度时,却使"以物喻书"走上了"征引迂远,比况奇巧"的极端。它告诫我们,书法艺术诚然需要回归自然,但我们更要在正确、充分地认识自然的基础上把握学习、模仿自然的尺度,适时进行反思,在违反自然之初及时地回归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让书法创作臻入妙境。

略论宋代文人书画中的“戏”与“法”

文人士大夫笔下的“墨戏”追求的是一种意料之外而又符合人们审美情趣的“意外之象”。但是在“墨戏”式的文人画或尚“意”的书风的视线里，“法”到底还重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