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图像与田野工作实验室简介

历史图像与田野工作实验室前身为2007年成立的历史地图编绘实验室,成立之初主要为历史地图编绘与历史地理基础数据分析提供技术支持。近年来,实验室职能不断完善,亦重视古旧地图、老旧照片的收集、判读与比对分析,为国内独具特色的历史地理实验室。实验室占地面积100m^2,下设历史图像集成工作间、历史地图制作工作间、田野支撑技术储备室和古旧地图典藏室,拥有塔式图形工作站、大型喷绘仪、无人机、红外测距仪等专业设备。

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刍议——以西南地区土司地理为主的考察

中国历史上的土司辖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政区,应该重视其有关历史地理问题。土司历史地理研究是"土司学"的学科基础之一,也是深化土司研究的重要环节和标志。西南土司密集地带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历史地理背景;土司政区与中央正州(县)政区的边界划分、行政权限及其"飞地"问题与土司政区划定的背景与具体勘分过程是解决土司政区地理的关键难点。对"改土归流"造成的土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应该不同地区区别对待,负面影响与积极作用同时存在,不能一概而论。编绘全国土司历史地图条件目前尚不成熟,但可以先在区域土司研究相对成熟的地方进行试点,编制区域土司历史地图,为编绘全国性土司历史地图提供个案积累。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的综合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近30多年来,中国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在内容结构上日趋全面,呈现出从"自然"到"人文"的重心过渡;在著作性质上多种并存,大致可分为总结、研究与总结研究三类;在编写体例上各有短长,可分为专题、断代、区域与专题区域四类;在表现形式上渐趋多样,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在教学功能上日渐完备。同时,通论性著作的编写实践亦触及到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取向、治学理念、研究路径与呈现方式等诸多方面。未来通论性著作须进一步完善文本、优化结构。重视著作内容的全面性和学术性、编写体例的创新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教材功能的完备性,才能更好地满足历史地理学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出土文物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互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出土文物研究历史地理述评

出土文物作为“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实物史料,已经普遍应用于中国古代史等研究领域,历史地理研究也不例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历史地理学者围绕鄂君启节、出土地图、出土简牍与出土隋唐墓志为主展开相关研究,利用新中国出土文物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水陆交通路线、历史政区、历史地图编绘及其反映的丰富内涵、地名、乡村和基层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对出土文物的历史地理内容和价值做单个的、独立的研究较多,综合的、全面的研究较少的问题,出土文物与传世历史文献的比勘、印证分析往往有所缺失,提高到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见木不见林的现象较为普遍。

历史时期资源开发的技术“干涉限度差异”研究——基于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经济方式变化过程的反思

研究表明,明以前长江流域渔业经济中自然捕捞占绝对性优势,明代后期随着人口增多,对鱼类资源的需求增大,加之鱼类养殖技术的进步和自然水域鱼类资源的减少,淡水人工养殖开始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淡水养殖取代自然捕捞成为长江流域渔业经济的主要形式,80年代后人工养殖占了绝对优势。长江流域渔业从自然捕捞到人工养殖的变化一方面为人类提供更加充足的鱼类供应,使烹饪方式和饮食结构产生变化。同时养殖业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兴起。另一方面,淡水养殖发展中也给水生态环境、鱼类物种多样性、鱼类品质口感带来一系列问题。历史证明,在渔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水资源与鱼类资源、渔产增殖与物种多样性、鱼类产量与鱼类品质的关系十分重要,这就需要基于有"限度"的人为作用。从历史上来看,人类利用生物资源中受不同生物属性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人类干涉的程度应该有很大差异,故形成不同的"干涉限度差异"。这种理念不仅应该融入在以后我们的历史地理研究中,也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遵循的准则。

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

唐宋时期随着内地对西南与岭南地区地理考察与地情知识了解的增多,对西南、岭南民族地区“荒蛮”、神秘印象开始发生转变。一批士大夫通过深入西南地区物质生活的亲身体验,开始逐渐消除对西南地理环境的神秘恐怖认识,主要表现在对西南瘴气由恐惧转向不断探讨瘴疫的环境因素与致病机理;考察西南、岭南民族地理之风悄然兴起,对民族地区的服饰饮食文化由陌生到认同、对西南民歌音乐文化的喜爱与探究、传播等,都表明了内地文化人对西南、岭南民族地区地理文化观念的一些新变化。尽管并未根本改变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与宗主文化的优越感,但毕竟开始转变对西南边远地区“蛮夷”文化的态度,为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文化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这在内地与西南边远地区文化经济交流与民族团结方面意义重大而深远。

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干涉限度差异”理论建构

本文认为环境的"改变"绝不等于环境的"破坏",由此提出环境人类"干涉限度差异"命题。区域环境敏感度天然差异决定了人类改变环境干涉限度区域差异,不同生产力背景下的环境"临界线"差异进而使人类干涉环境的程度形成了时间差。历史时期的资源客观上存在"匠化""选择""重建"三种考量过程差异,就会出现主观上资源利用"干涉限度差异"。干涉限度差异表现在历史时期食物资源的利用中的"匠化"程度差异,历史时期燃料、建材资源利用与人类选择取向上的人类的干涉差异;历史时期植物资源与动物资源在重建上回归性差异。为此,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学者更应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应该多储备有关环境、资源的技术知识,更多从事小空间"小生境"的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个案研究,更加重视田野考察在中国环境史或者历史环境地理研究中的作用,努力形成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的本土话语。

从历史地理角度看古代大同的战略地位

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战略地位十分突出。首先,在我国古代,大同处于中央政权的边陲地带,在抵御外敌、巩固边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次,在战争之余,它是我国北方地区与塞外及周边地区进行联系的交通要塞和商贸据点,对加强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再次,在南北分裂时期,它先作为北魏的国都,后又成为辽、金的西京,有着突出的政治地位。这样一个集军事、政治、文化作用于一体的城市,其战略地位值得研究。

作为“聊天”称谓的“摆龙门阵”地域分布与历史成因研究

“摆龙门阵”是西南地区特有的方言,是普通话中“聊天”的同义语。最早记载“摆龙门阵”的文本见于清代,其具体来源无从考证,均为民间传说故事。法国传教士童保禄于1869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方言词典《西语译汉入门》中的“摆龙门阵”可被视为其作为“聊天”同义语最早的文字记载。现今“摆龙门阵”作为“聊天”称谓的说法分布于陕西南部、四川大部分地区、重庆、贵州、云南东北及中部地区。文章认为,这种地域分布格局是受历史上西南地区自然、政区、移民等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

田野随笔三则:“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一位历史地理工作者的成长感悟

蓝勇教授以田野考察为研究历史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在历史地理学界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蓝勇先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与徐霞客的大无畏探索精神分不开的,其对西南地区的田野考察,其里程、目的、足迹和影响可堪称为徐霞客田野考察的真正传承和接棒人。蓝勇先生取得丰硕成果还在于其拥有强健的体魄,这与其酷爱体育分不开。这在《体育锻炼和田野考察》中有精彩的描述和阐释。蓝勇先生在研究历史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前辈的赏识、鼓励、帮助和提携,但蓝勇先生有着希腊哲学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真治学精神,其中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先生的一段学术对话或者说一段学术"公案"最为传奇,在《感受大家的胸怀》一文中,令人读来如沐春风,让学人有深思和反省的冲动。首先该文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后进学者的提携和关怀,其次体现了蓝勇先生坚持的田野考证对历史文献的巨大补充意义和价值,再次也体现了两代学人对大陆和宝岛台湾的现状有着超越时空的忧虑和现实的召唤。最后一文《旧文思新:既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一文虽为《中国人文田野》的发刊词,但蓝勇先生在思新中给予了新的思考,俨然是历史地理界学者对田野考察的一个辩证的理论总结,也是蓝勇先生从懵懂青年学者到历史地理学界知名专家对田野考察,对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次理论总结和反思,更是对现今后进学者的期盼和指明研究路径和方法的明灯。但学术界还没有一个专门为人文学者展示田野考察过程的学术刊物,这确实是一个莫大的遗憾。而以蓝勇先生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后考上大学的学人们正引领学界的发展,但今天的学术研究却非晴朗的天空,如蓝勇先生所居之地,名曰"雾都",欲让雾散,需要学人,尤其后来的,八十、九十年代出生的学人的努力,发扬前辈的"田野考察"和"读万卷书"的精神。再多的语言都不如看其文,读其书。我们从历史地理学界杰出的第二批学人代表之一蓝勇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术总结和感悟中,真正能感受到蓝勇先生"真心地希望我们的历史地理学的田野考察之风能薪火相传"的真谛。(以下三文选自蓝教授博客"中国人文田野"已由蓝勇教授修改)

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新探——以高校历史地理学课程为例

大学专业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本文以历史地理学为例,发掘历史地理学的专业教学内容、专业理念和专业技术路线中都包含着大量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地理专业课程教学建构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共同平台。同时其他专业课程都可以发掘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中国西南地区传统建筑的历史人文特征

中国西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民族众多,传统建筑丰富多彩,成为一个世界原生态建筑博物馆。

《桂海虞衡志》的历史地理价值

《桂海虞衡志》是南宋范成大于乾道八年(1172年)在广西任静江府知府、经略安抚使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最终撰写成的一部历史地理文献,被誉为"广右地区的博物志"。本文从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疾病地理、历史民族地理以及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重点阐述该文献的历史地理价值。

略论黔北渝南的历史地理学意义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黔北渝南的考古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及其民族文化地理的特征、地位及其研究意义。黔北是西南考古地图的古人类遗址富集地带,“桐梓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考古学谱系的一个空白;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时期黔北渝南历史政区地理中“犬牙交错”现象的形成对于考察汉夷混杂的民族边缘地带政治地理有重要的认知意义。綦江流域的水上交通在清代及抗日战争期间得到较大发展,是川盐入黔及黔地煤、铁东运重庆的重要通道。而唐宋时期“南平僚”的华夏化进程对于认知西南民族相互文化交融及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个案。

“南水北调”与“北人南迁”的历史地理背景

"南水北调"已成为我们解决黄河流域经济开发中水资源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南水北调"这样涉及南北人地关系的重大工程,既需要从历史地理的长时段的角度来分析其对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也需要从国家经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这种重大举措的投入与产出效益。从历史发展来看,汉唐时期黄河流域一度辉煌,但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口大量南迁。宋明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发生了东移南迁。东移南迁是在东亚大陆人类活动空间东移的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顺应这个大背景,以"北人南迁"来代替"南水北调",是既符合社会公平原则,也符合人地背景发展趋势的,同时也能提高国家区域投入的经济效益。"北人南迁"迁移必须考虑到一个度,一个是掌握对南方地区人口规模增大对资源和环境影响的度,一个是掌握不影响北方地区民族融合、国防建设、能源开发三大任务的度。

历史时期“阴”“阳”政区名称得名辨异——以西南地区为例

历史时期西南地区政区名称中有较多"阴""阳"地名。而"阳"地名数量上又较"阴"地名更多。"阳"为山南水北之谓",阴"为山北水南之谓也。这是一种习惯性解释。这种解释体现古人注意到了我国地势的特点。但部分"阴""阳"的地名,在地势上并不符合水南山北,山南水北的特点。我们在解释时就不能望文生义,生搬硬套。

区域环境史的整体观照——读王建革《江南环境史研究》

王建革教授于2016年出版的《江南环境史研究》,是学界第一部系统的关于江南环境史研究的著作。全书以江南的水环境变迁为中心,对江南区域生态变迁与人文互动的历史展开多层次的探讨,尤其是对江南丰富的生态与文化内涵有着深刻的揭示。作为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区域环境史著作,该著在环境史整体意识的体现、环境史料的开拓利用以及环境史话语的使用与发掘等多个方面,对正在发展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回顾与展望:近三十年来国内以“饮水”为主题的史学研究

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史学界对饮水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甚多。近三十年来,伴随城市史、水利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环境史等研究的展开,国内史学界亦在用水环境、饮用水源结构、水质环境、供水产业、饮水卫生观念等专题上着力颇深,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但各专题研究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尤其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建构本土话语,如何建构更为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都是学界亟待解决的议题。

略论历史交通地理的理论和方法

本文对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回顾了学科发展历史,分析了本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最后提出文献分析法、数理统计利分析法、实地踏察法、地图和航空遥感照片判度法等基本研究方法。

长江上游区域历史地理的演进

地理学视角下区域划分的意义在于对区域差异的人为定性,对差异关注的视角同样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长江上游地区作为中国西南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对封闭的天然区域界线基础上,在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特的文化特性。在超越省级行政区域划分的前提下,以罗威廉(William T.Rowe)对长江上游区域划分的空间结构层次界限为基准,对这一区域区位条件、历史沿革、重大事件、历史演进特征以及区域重要文献进行相对完整的阐述,会为长江上游地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一个相对新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