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演变与侠义文化走向江湖文化的堕落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到社会、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的一个重要范畴。“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是“从羊,从我”的“己之威仪也”。它首先被解释为礼仪、容止,如《周礼·春官·肆师》郑玄注:“郑司农云:古者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者为谊。“又解释为适宜、合理,如《易·乾》:“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疏》:“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义”即是合理、合宜的事物。

郭沫若与中国侠文化

侠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独特形态,对中国社会生活和大众心态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郭沫若一生的社会和文学活动中,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他的六大历史剧基本上都写到了古代的侠义之士,侠义之风与现代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史上一种典型文化形态。本文拟对此作进一步展开,以看到郭沫若对侠义内涵的融入、运用和理解,并探求一个时代的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郭沫若历史文学与士文化传统——初论郭沫若的儒侠统一观

郭沫若有政治家的热情和抱负,以及从事军政的实践,但他归根结底仍是一个文化人,这就决定了在他的人格气质和理想中,丰富地蕴涵着知识分子(用古代的称呼就是“士”)的文化内涵。他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虽然后来接受西方哲学和文艺的影响,其传统文化的基质却始终占主导地位。 本文拟从其历史文学出发,结合其历史研究,探讨其文化内涵。《我怎样写【棠橡之花】》说:“写历史剧不是写历史。

论苏颂抗旨

熙宁三年五月,正当王安石变法迅猛开展的时候,宋神宗下了一道诏旨,严厉处分了拒绝起草制辞的知制诰苏颂。史籍记载如下: 癸卯,上批:“近以秀州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累格诏命不下,乃妄引诏中丞荐举条,绝无义理。

论逻辑思维作为编辑的方法论意义

一、逻辑思维是编辑学科领域普遍的方法论目前对于编辑学的研究方兴未艾,日渐深入。但是一个为人所忽视的惊人事实:编辑学科没有自己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普遍的方法论,而这对于编辑学的研究与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没有其方法论是不可想象的,也是绝不可能的。因此,要完成对编辑学在哲学高度上的高深层次的构建,形成科学、完整的系统,认识其本质是必要的(如目前关于编辑概念界定的争论),但其方法论的建立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某种意义上讲,方法论的建立,是编辑学科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关键,而学术界关于一些具体编辑方法的研究(在当前很热门,这里不一一列举)虽有一定意义,但这仅仅停留于“编辑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