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应如何应对环境保护的“焦虑”——以风险刑法理念为视角

针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何形成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虽有不同路径之探索并形成诸多对策性建议,然则尚未触及制度困境的实质,因而丝毫未能减弱环境保护的"焦虑"。在环境恶化现状的背后是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风险,由此催生了风险刑法的诞生,进一步冲击了传统刑法理念,尤其在法益论领域促成其功能化转向,在责任领域瓦解了责任主义的逻辑范式,使归因与归责逐步分离。这些理念的诞生为完善污染环境罪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理论视角,并且有利于进一步遏制环境恶化的现状,使刑法真正回归"保障法"的制度本性。

民间融资刑法规制的具体面相与趋势前瞻

市场经济的多元创新性趋势并未减弱我国刑法对民间融资的打击力度,且在维护刑法对经济保驾护航作用时往往矫枉过正,忽视了刑法是一把"双刃剑"的制度本性,带来的负面效应便是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刑法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恶害,在规制民间融资时应保持应有的克制,尤其在犯罪圈的划定上不宜无限扩张。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在立法途径中贯彻法益侵害原则,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充分发挥刑法第13条但书的功能,利用社会危害性理论明确刑事罚与行政法的界限"等诸多措施,改变刑法过于干预民间融资的局面。

从盲目到评估:克服刑法规范科学性不足的另一种尝试

我国刑法规范在内容设置、体系协调、规范衔接等方面存在诸多的缺陷与不足,逐渐成为掣肘刑法规范指引作用与惩罚效果实现的重要因素。即便目前采取频繁立法以及修法的策略也难以消解这一现实困境。随着世界范围内评估机制的兴起,在刑法领域积极建构刑法规范科学性评估机制能有效反馈刑法规范的实际运行效果、进一步促进刑法资源的合理分配、合理调控犯罪圈的大小。在具体评估方案的建构中,可以将刑法规范划分为"立法前刑法规范科学性的预期评估"和"立法后刑法规范科学性评估"两种类型,具体确定不同类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值,在评估主体上也应进一步确定"多元主体"的合理范围。

刑法反腐:价值、问题及完善对策

腐败犯罪是社会的毒瘤,任何国家都不能彻底摆脱腐败犯罪的困扰。鉴于我国反腐形势的现状不容乐观,党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反腐措施大有"乘胜追击"之势。虽然利用刑法惩治腐败犯罪对于遏制该类犯罪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严治党以及严格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符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然而异化了的刑事司法判决并未能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蔓延。因此,在当下时期,应当在注重刑法惩处腐败犯罪的同时加大对该类犯罪的事前预防;在刑法反腐的法定刑配置上,继续保留死刑规定不仅不能有效预防该类犯罪,而且与刑法的基本理论相违背,因而在考虑废除腐败犯罪的死刑规定后对其刑罚结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我国高利贷刑法治理策略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高利贷'刑法直接治理'策略是国家'强制性经济变迁'模式下的产物,其背后隐含着'国家公权力通过对外生性金融秩序的强制建构进而主导市场发展'的内在治理逻辑。该治理思路将刑罚手段视为社会纠纷解决的一线措施,严重挤压了其他规制工具的治理空间,割裂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体系格局。为此,有必要在对我国长期沿用的民间高利贷'刑法直接治理'思路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刑法间接治理、协同治理'理念,重视非刑罚措施正向激励、事前调控功能,试图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中探寻刑法与其他规制工具协调配合的现实路径。

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现状、问题与完善对策——基于S省近5年实证数据的分析

根据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的规定,对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虽然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最初规定的法律性文件可追溯至1956年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对少年犯收押界限、押捕手续和管理等问题的联合通知》,随后在1979年的《刑法》乃至1997年《刑法》之中延续其规定,但因制度存在较大的弊端而遭到各方质疑,尤其忽视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价值理念,且未经正当程序就对未成年人可以适用剥夺人身自由长达四年之久的决定所彰显的惩罚色彩较为浓厚,严重偏离了制度设计的本来初衷,且与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价值立场相背离。因此,在对未成年人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之下,应当重新建构违法行为矫正制度,帮扶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35条第3款定性之研究——兼与“诈骗罪论者”商榷

《刑法修正案（九）》第35条第3款规定的“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实质是“诉讼诈骗”的另一种表述。由最先《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确立的“对诉讼诈骗行为依照诈骗罪从重处罚原则”变更为“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折射出现行刑法对诉讼诈骗行为如何定性并不明确。虽然较为通说的立场将诉讼诈骗行为认定为诈骗罪．但是将诉讼诈骗置于民事诉讼背景之中并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模式采取的当事人主义立场考察．可以明确法院或法官对诉讼诈骗行为做出判决是基于裁判技术的要求．并不必然产生认识错误。根据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被害人财产的行为也不意味着法院或法官取得了处分他人财产的权限和地位，因此，认为诉讼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罪的观点不具有妥当性。从规范论的角度而言．诉讼诈骗行为人利用法院或法官的特殊地位暗示不利的后果．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而处分了自己的财物，所以．诉讼诈骗行为更加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治理的公众参与:过程叙事、理论重塑与路径实现

在当代社会中,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门法之一,理应具有治理社会的重要功能。虽然刑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打击犯罪'的使命,但这不意味着刑法就是狰狞的面目。而事实上,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现状逐渐折射出刑法治理的社会公众参与程度严重不足,具体表现为立法中社会公众很难有实质性参与,即便在司法中有所参与,参与的权限和范围也极为有限。深究导致这一现状的根源,与以代议制民主理论为基础而建构的立法与司法参与模式休戚相关,而代议制民主本身具有的理论缺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刑法难以实现科学化地治理。而目前,标识一种致力于改善民主质量的协商制民主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推崇,因此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基础之上建构刑法治理的具体方案无疑具有可取性。具体而言,在立法中应当贯彻商谈理性,从广泛性、平等性以及充分性等方面保障社会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其中;在司法过程中,基于共识理论的要求,也应当较大程度地吸纳社会公众参与其中。

我国非监禁刑司法适用现状及制度前瞻——以A省法院近5年的判决为分析样本

非监禁刑作为当今世界刑法改革的重要潮流和趋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推行。然而,通过对某省级行政区域适用非监禁刑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我国的非监禁刑适用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而导致这一现状与'打击犯罪重刑化的观念导向、刑罚执行体制的束缚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健全'等休戚相关。一些犯罪行为较为轻微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对其适用非监禁刑就足以达到社会防卫的目的,就没有必要继续适用自由刑。此外,还需要通过拓展单处附加刑的适用范围、建立统一的非监禁刑执行机构,以及完善社区矫正等措施来弥补我国非监禁刑适用的不足。

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司法适用实证分析——以施某某等聚众斗殴案为例的商榷

非法经营罪自1997年设立以来,由于其不确定性、模糊性,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了背离罪刑法定原则、"刑罚权泛化"的现象。故而对于如何合理解释和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文章通过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司法适用的行为类型研究,从立法权司法权方面、解释方法方面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司法适用中的问题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