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高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本刊专访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监察法教研室主任、公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尚东

高校纪检监察工作是反腐败工作以及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24年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释放了多个反腐信号,其中包括“高校”领域反腐。

法学学科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以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宪法学”课程为例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催生教育信息化。混合式教学法和翻转课堂模式是适应教育信息化改革的重要教学方法。通过在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宪法学”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创立了混合式教学“六步走”以及课堂教学的“四阶段法”,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有效结合以及课前、课中、课后的无缝衔接,促进了各项教学指标的提升,尤其有利于法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前法学学科混合式教学模式还存在与现有教学体系不匹配、不适应等诸多问题,有待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高校党支部法治队伍建设前景和可行性研究——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

高校党支部作为法治建设的前沿阵地,是国家培养社会精英和优秀人才的摇篮,要抓好党章党纪教育,提高学生党员思想觉悟,就必须从高校党支部开始建设一支纪律严明的法治队伍。运用实证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联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科平台优势,分析当前高校党支部法治建设现状,阐明其重要性;结合社会实践和现实因素,探索高校党支部法治队伍建设的发展前景以及可行性,以期提出符合我国当下国情、适合时代发展的高校党支部法治队伍建设的可操作性意见。

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成为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途径。首先就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内涵及基本原则等进行了界定;其次,着重探讨了我国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现状及困境,包括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不严密、行政监管机制不健全、行政保护的法律执行效果较低、行政救济途径及时效性不充分等问题;第三,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或措施,包括坚持公私法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完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优化行政监管机制建设和健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等;最后,总结了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强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和保护。

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逻辑与实践构想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调控所形成的城市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城市发展进程以及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划设置并不完全符合宪法的具体规范与法治化要求。为了满足现代化的城市治理需求,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化已成必然。当前城市行政区划在区划建制、行政区域划分、行政层级设置等方面存在的规范问题,应当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法律为具体支撑,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优化调整的实践构想,以期实现行政区划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城市治理的高效,更好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论决策终身负责制的合理构造——基于行政法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决策责任终身制的实质就是责任的追责时效问题。行政决策领域实行终身负责,有助于强化责任政府理念,完善决策失误纠错和责任追究制度。我国正在探索的行政决策追责终身制尚不成熟。在行政决策失误应承担的责任的四种类型中,道义责任、政治责任以及内部行政责任的追究时效可以实行"终身制",而刑事责任、外部行政责任的追诉时效必须服从于法律的规定。党规可以设定严厉的决策责任终身制。在法治框架下,行政决策责任终身制的"顶层设计"必须重点解决终身制的适用范围、归责原则和问责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制度问责、法定问责和多向问责的目标。

作为行政法学基本范畴的行政决策及其证立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实践的需要、时代的需求,而将行政决策纳入行政法学研究却面临着许多难题。主要障碍在于现有的行政行为概念体系的“类型化”。行政决策有别于一般的行政行为,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活动。行政法学与行政学虽然有不同的价值定位,但行政决策可以成为它们共同的研究对象。行政决策不仅在“过程”意义上是行政执行的“先导”,其间接的“法律效果”也是必然存在的。行政决策概念的证立不仅要借助于科学的方法,更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正视这一概念的“本土精神”。

迈向和谐行政法——检视移植与改造之径 献礼于行政法学元命题

中国行政法学百年发展历程呈现出一幅移植之图与改造之景,改革开放三十年则于此图景中孕育出中国当代行政法学并将其基本品质铸塑为形式法治下之传统模式。然深植于西方宪政理论、法治思想及自由主义哲学中之传统模式在其原生地即因时代变迁而危机四伏,而在中国行政法制建设与行政法学研究朝形式法治前进并日益"欣欣向荣"之背后,市场经济催生出之公共行政激变亦对其形成致命性冲击。身处如此冲击而面临形式法治下之传统模式应对乏力之境况,秉持一种从自我出发对中国行政法作一彻底反思与检视之立场,而以身具自主性与自我意识之和谐行政法解读中国行政法、献礼于"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法(学)"这一行政法学元命题。

行政判决理由效力的解构与重塑

行政判决理由效力在实践中存在裁判观点分歧,主要有既判力、争点效、预决效力、拘束力四种观点。与民事诉讼不同,行政诉讼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判决、概括性的履行判决、答复判决等属于典型的“无色判决”,判决主文通常仅宣示裁判的结果而未完整包含审理和裁判的具体内容,因而必须通过判决理由中的判断才能明确判决效力的客观范围。行政判决理由效力的构建应摒弃“全有或全无”的二元确认模式,以防止程序空转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在分解判决理由要素的基础上进行区别化塑造。行政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产生预决效力和既判力的遮断效。对于法律适用理由,撤销重作判决的理由具有法定的既判力,其他判决类型采用一体的既判力说作为解释基准,契合我国的诉讼结构和司法实践,即判决理由中对诉讼标的构成要素作出的判断产生既判力的拘束作用。

论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

数字信息技术与行政权力的融合为以法治为中心的政府治理带来挑战,而行政行为码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应用是数治与法治结合的重要体现,并蕴含着整体智治下对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塑造的制度逻辑、行政自制论对数字赋能与赋权关系重塑的理论逻辑以及行政效能对行政执法全流程覆盖的实践逻辑。行政行为码以统一赋码、一码关联、一码查询与一码追踪的实践运行机理,兼具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性质,也为拓展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作为数字新兴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由于规制理念的不明确、规则体系不健全以及功能应用程度不足,限制其应用场景与空间。在未来,行政行为码应从理念更新、规范控制和功能拓展三个方面进行塑形,推动行政行为码的功能实现与广泛应用。

作为行政争议化解机制的行政自我纠错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要求创新行政争议化解机制。区别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外力解纷,行政自我纠错通过行政主体主动对符合纠正情形的行政行为消除违法状态,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快速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在作用机制上,行政自我纠错针对行政行为瑕疵、违法以及已过争讼期限形成的行政争议对应了补正、行政撤销、确认违法与行政程序重开的纠正措施。改革后的行政复议无法充分发挥行政内部化解行政争议的专业性优势,为行政自我纠错的制度化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自我纠错的司法裁判由于审级的反射效力,事实上也推动其成为影响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针对行政行为进行权利救济的重要途径。行政自我纠错除具有个案纠错的解纷功能外,也更加契合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和诉源治理的政策要求。一方面以其明确的纠错倾向性和调整广泛性对争议诉求进行实质处理,避免“案结事未了”。另一方面通过分流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以平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行政争议,避免已经发生的纠纷进入复议和诉讼程序。因此,可以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统一的立法对行政自我纠错的动议来源、具体条件、时限、司法审查等具体问题进行规定,在回应司法裁判的同时提升化解行政争议的效果。

中华法治文明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第十二届全国青年法史论坛综述

为深入研究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演变及当代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2023年11月25日,由西南政法大学主办、西南政法大学文化传播研究院承办的第十二届青年法史论坛在重庆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中华法治文明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20余所高校,以及《社会科学》编辑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研讨。

高校法学在线“金课”建设探究

文章首先阐述了在线“金课”的含义,然后说明了高校法学在线“金课”建设现状,以及高校法学在线“金课”建设的标准与面向,接着从更新教育教学理念、优化课程内容设计、创新在线课堂教学方法等方面论述了高校法学在线“金课”建设的重要内容,最后提出了高校法学在线“金课”建设的着力点。

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法保护问题研究——兼论学校教育管理行为侵权的行政法救济体系建构

受教育权是受宪法保护的主体公法性权利,但与学校的行政管理权之间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冲突,需要行政法提供全面的保护。基于受教育权行政法保护的请求权基础,我国应当扬弃“特别权力关系”、“学校自治”等传统理论,确立教育行政救济的正当程序、有限审查、合法性审查等基本原则,并重构全面包含行政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的教育行政法保护体系。

通过合作的法治行政——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重构

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现代与后现代、自由主义与后自由主义共存这一"时间丛集"和"时代交错"的现象是思考所有法律问题的前提。行政法治的形式与实质主义之下的法律都是单方意志的体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无法回应中国的法治实践。在国家推进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转向基于交往理性的合作行政法,由独白走向共识,方能破解合法性危机,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构建提供合作力量。

行政法秩序下行政批示行为研究

批示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是非常重要的"本土资源"。现实中行政批示的性质定位模糊,功能发挥不够。需要分析行政批示行为的类型、法律性质以及对批示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建立行政批示的"内部备案审查制度"和"内部问责制度",确立对"个案批示"的诉讼救济制度,挖掘被既有理论所遮蔽的丰富的行政批示现象。行政批示行为应当纳入行政法治秩序的治理范围。

封闭与开放:论行政与行政法关系的两重维度

一直受行政管理认知的影响,行政法系统很难按独立的法律预期来解决行政争议。为了更好的说明行政法与行政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有穿透力的内部视角",即行政法系统在认知上对行政管理开放,在运作上则保持法律封闭性的立场。行政法靠符码化保持其规范运行的封闭性,靠纲要化获得其认知上的开放性,才能建立以"法"与"非法"为基准的独立的行政法系统。

论中国行政法治建设过渡期

当前我国行政法治理论面临的一个解释困境就是根据西方理论与实践建构的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过渡期理论给这种偏差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它认为中国行政法治需要确立一个过渡期;在过渡阶段,这些偏差是可以包容的。而且在坚持行政法治的基本方向这一前提下,过渡期还可以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去推进行政法治建设。比如,行政规则的制定从立法协商提前到党的政策协商;行政执法从严格执法走向协商执法;行政诉讼从司法独立转向司法支持。

行政法治建设中程序违法类型化探究--以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为分析视角

《行政诉讼法》对规范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尚未出台行政程序法典这一背景之下。虽然关于保证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职权方面,《行政诉讼法》有比较完善的规定,但是在行政程序违法的基本类型和处理方式以及责任机制等方面仍然缺乏系统且完整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对待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问题,必须在行政法治语境下探讨,以是否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存在利害关系为逻辑起点进行考究,根据程序违法程度的差异性具体地进行类型化分析,进而寻求不同裁判类型之诉讼规范化路径,最终充分实现权利保障之内涵。

汉语“行政法”语词的由来及其语义之演变

近几年,我国行政法学界开始对我国行政法的起源给予关注,但对汉语"行政法"一词的由来及其语义的演变却鲜有考研。据考察,汉语"行政法"一词,于1889年首次出现在梁启超编译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其后,广泛出现在译著、著作、论文、大学讲义、法令汇编以及文官招录考试科目之中,到20世纪20-30年代,已成为政治法律学说中的基础性概念,其语义也由一个单纯的外来词演变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本土化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