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经济框架”数字规则:区域合作影响与中国-东盟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则成为各国提升国际影响力,抢占全球数字市场的重要手段。美国在亚洲和大洋洲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期望通过广泛的经济合作框架或合作委员会拓展美式规则影响力,从而主导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走向,持续数字时代的美式霸权。“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领域涵盖数字环境、新兴技术、基础设施、监管措施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方面的内容,既是对美国此前《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内容的承继,也是与《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主的美式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联动,其倡导高标准合作的同时忽视东盟国家市场准入需求和实际承受能力,实质上是为了坚持贸易保护、阻碍亚太一体化和推广美式规则。“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达成,不仅会利用投资和数字技术输出阻碍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合作,而且会向东盟输出数字发展理念,加剧中国与东盟的“数字鸿沟”,破坏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的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应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善中国数字经济规则;全面对接国际标准,巩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细化合作内容,共谋数字发展全球规则,共建数字发展新格局。

信访法治化创新机制研究——专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廖秀健教授

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具有确保公民实现权利、营造社会信用氛围及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的优势,在我国整体制度的运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明确指出信访工作必须与法治建设紧密结合,必须全面推进法治化信访建设。围绕'信访法治化创新机制研究'这一主题.

信访制度、政府行政与行政法治关联性的学术考察——专访西南政法大学邹东升教授

综观当前对信访制度、政府行政、行政法治三者各自渊源的辨析性研究,对应成果不在少数。但是,结合三者关联性加以静态的制度分析和动态的实践考察,结合系统的理论考辨的成果却付之阙如,导致信访制度对于政府行政和行政法治的促进意义未被充分认识。在关联性论证上,学者王浦劬在分析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基本含义基础上,对其间的包容性关系、交集性关系和区别性联系进行了系统论述。

政府管理中的双重领导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的“条块关系”

地方政府中的职能部门要接受双重领导,是中国政府管理中的一大特色。双重领导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下一种"不理想"但却"必要"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政治功能在于维持政治统治结构的基本平衡,维护中央权威和保障国家统一。未来政府模式的变革和再造,必须充分吸收这一优点和特色。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行的区域特征与经济背景——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

本文对全国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地处城郊或乡村、交通状况对村治的影响不显著;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农村在村治方面无显著差异,但东部农村治理的民主程度略强些,更倾向于"海选"、财务公开周期短,不过村支书在其中多数村掌控财权。经济因素对村治有显著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村,民主治理的程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经济发展对民主发展的正相关理论。

宗族在重建抑或瓦解——当前中国乡村地区的宗族重建状况分析

本文通过对两波大型农村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的二十余年间,国内有约两成的宗族已重建,其中以华南、西南和华东地区相对明显,而中原、西北和东北地区甚弱。宗族的组织与活动状况在南北方之间也出现明显差异。换言之,在国内农村,宗族重建或瓦解的现象同存,宗族在有些地区出现重建,但在另些地区却已瓦解或正在瓦解。因此,任何以重建或瓦解的一端情况来指称全局,显然都是不当的。M.Freedman曾以"边陲—中心"、水稻种植与灌溉系统等因素来解释华南宗族的特殊性,这一解释已难以适用于当今中国乡村。笔者主张从村民聚居程度与宗族传统的两维角度来给以解释。

中国特色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历史语境、现实障碍与未来选择

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时空维度中,"中国特色"所独具的语词弹性包容了其不同向度与内涵:它既折射出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历史语境,透析着中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现实障碍,也能够昭示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未来选择。把握不同时期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中国特色",认清农村金融法律制度"中国特色"式发展过程中积累而成的问题,既是破解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困境的前提,也是改革并最终形成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发展良性互动的"新""中国特色"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关键。

中国环境法治:体系、教义与法典化

宪法制度使人过上体面生活,形塑其个人和政治命运。环境国家重构了宪法的整体框架与规范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序言到总纲再到国家机构形塑了环境治理的环境宪法形式理性。环境宪法的使命须通过环境法律规范体系来达成,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环境法律规范较传统的部门法律体系在外在形式上表现更为分散与去中心化,也缺乏内在的价值融贯性,这对环境宪法使命构成挑战。法教义学基于法律规范体系实定法秩序得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司法结论的宗旨对环境治理极具启发意义,从法教义学的规范出发,在认真对待现行环境法律规范的基础上,以环保所关心的人类共同体的利益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共识为宗旨,最终服务于人的健康和人性尊严的正义关怀,环境治理应当以形式法治为预设,建构融贯性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在法典化时代与中国环境治理政治推动的大视野之下,环境法典编纂具备了从形式理性到实质规范的所有要素。

跨界合作: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图景——以西南少数民族婚姻纠纷解决实践为例

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国家法——习惯法"看成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认为随着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强制推行,习惯法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最终被彻底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婚姻纠纷解决过程中,围绕着"最大限度促成案件尽快妥善解决",有时国家法和习惯法会同时"在场",或轮番"上场",甚至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方式出现,在冲突之余也表现出一种合作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跨界合作成为婚姻纠纷解决的客观需要。大量实地调研也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为此,在立法上,我们要珍视民族习惯法中的优良成分,利用国家法赋予的制度空间完善民族自治法和乡(村)规民约,实现国家法和习惯法有机结合。从实践层面看,要坚持在民族地区变通实施国家法律,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国民族学学科史研究概述

中国民族学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学科史研究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最近十多年才稍显"繁荣"。以文献为据,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史研究进行概述,在总结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近年来的一些新动向、新尝试和新观点。

什么是好制度与为什么好制度不可得:布坎南与诺思的思想比较——兼论中国现代化语境下的好制度

布坎南和诺思都关注制度及其对于福利和绩效的影响,但二者的概念框架存在显著区别。在中国建设全面现代化的背景下,布坎南的规范分析应得到更多重视,而诺思的实证分析也值得更加关注。完善的制度分析需要同时结合规范和实证两种理论视角,前者提供了关于制度改革目标的基准参照系,后者则阐释了实现目标时的阻碍因素。中国的改革说明,能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并不唯一。于是,在改革中仅仅关注制度在理论上的最优模式是不充分的,好的制度需要与特定国情相适应。无法有效实施的好制度将只具有逻辑可能而无现实可能。

中国国有资产绩效测评体系研究

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经过较长时间研究仍然尚未健全,现有评价体系都只从一定的角度对企业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并未能形成科学完整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财政部1999年和2002年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规则,笔者设计了中国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中国公共管理案例教育发展进程评估:1986～2016

中国公共管理案例教育是在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案例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公共管理案例教育主要经历了行政案例分析初步发展期与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快速发展期两个阶段。案例教育出版成果与案例库建设是考查公共管理案例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要变量,研究发现,其历史特点影响了公共管理案例教育的发展进程。

蔡枢衡先生和他的《中国刑法史》

蔡枢衡先生在刑法学上有明确的学术立场,多年从事刑事法学和法理学研究。蔡枢衡先生的学术思想正在逐步为人们所认识,他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中国刑法史》对中国传统刑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国刑罚体系的产生和演变、刑法名实的变化和刑法的起源及发展,以及几种古老罪名及其处罚的变化都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对很多问题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其价值尚值得我们发掘。

校企合作视角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路径探析

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对其快速融入社会、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校企合作是有效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有效路径,基于此,在分析校企合作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基础上,针对培养模式问题,本文提出了校企合作构建教学实验模式、开创第二课堂、知行与研创结合共享平台及"学习、实践、创新"三位一体培养体系四点建议,以期为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提供决策建议。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法律文化

文章阐述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和理论进展 ,揭示了传统东方法律文化所固有的三条逻辑规律。在此基础上 ,对中国社会法律的运用进行了现实的透视并从文化的视角入手进行了分析 ,指出应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法律 ,才能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本土法律资源的合法化 ,最终在这种纵向与横向的嬗变中为中国法律文化找到最佳的坐标。

邓小平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思维研究

邓小平是一个具有独特思维方式的战略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认识和分析既高瞻远瞩,又立足现实。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邓小平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动力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政关系,策略选择是"摸着石头过河"与借鉴国外经验相结合。较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邓小平的战略性政治思维,能够为处于改革关键期的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启示。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微观基础及其完善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和尊重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党的执政理论需要进一步阐明党与国家政权、党与法、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从而为形成科学的执政体制和健全的、良性互动的党政运作机制奠定基本的理论基础与政治方向,如何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执政基础的建设,真正做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具备了深厚的执政基础,包括历史根源、人民认同和法律基础三个方面。但长期执政还要求必须从多方面着手巩固完善执政的微观基础,进而巩固执政地位。这包括改变执政方式和执政行为,依法执政和建立执政违法审查机制。

双重性质下的中国取保候审申请制度

本文在对取保候审的申请的双重性质作出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由双重性质衍生出的两大问题,并对如何完善取保候审申请制度作了解读。

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法律

中国法律文化的整合 ,不仅需要本土环境的提升 ,更需要根据传统与现实的情况改造舶来的法律文化。首先要提升本土的环境 ;其次是完善人权保护制度 ;最后是坚持权威的现代化和恒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