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转进与机制改革:中国国际法学教育与研究新考

尽管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法治理论体系导向早已确立,但由于思维观念的革新未能及时跟进,中国国际法学教育与研究还难以适应这一"历史新使命",且无法根本解决长期存在的"历史后遗症"、"思维缓调整"和"内耗综合征"等问题。改革创新中国国际法学教育与研究体制机制,不仅应遵循社会治理基本规律和基本常识、常理和常情,而且应以思维之革新为先导,完成由"传统问道"至"现代悟道"、由"移植借鉴"至"自觉建构"、由"传统课堂"至"现代网络"、由"计划体制"至"市场经济"、由"细化量化"至"和谐自洽"和由"知识垄断"至"群众话语"等思维观念的转进。

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与公共政策目标例外

数据跨境流动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也由此成为RCEP、CPTPP、DEPA等区域经贸协定中电子商务章节的重要条款。主要区域经贸协定确立了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但也为各国出于实现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实施相关监管规则设立了例外条款。我国目前实施的“本地储存,出境评估”的监管模式,为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奠定了基础,但与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存在不尽协调之处,且在援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条款时可能面临挑战。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应坚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坚守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权;健全数据分级分类规则,细化数据出境管理规则;建立数据出境“白名单”,促进数据的自由流动。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进步、局限与完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求我国进一步增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规范性、精准性和透明度,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及风险防控能力。《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目前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发展的最新成果,设置了常态化、固定化的安全审查机构,扩大了安全审查范围,细化了附条件通过审查的程序,并增加了审查决定的监督执行和违规处理程序,积极回应了新发展格局对其提出的制度供给要求。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在安全审查考量因素条款的设置、安全审查救济渠道及监督机制、防范化解风险的临时安全审查安排等方面仍存在局限或不足。将来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应设置全面的安全审查考量因素条款,构建审查机构权力监督制度,并补充防范化解风险的安全审查临时措施,为我国开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国际法话语权的生成逻辑与中国构建

国际法话语权作为国际话语权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社会建制、改制和创制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囿于在国际社会建制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错失对国际法"初始"话语权构建之机遇,使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时遭遇多重阻碍,究其实质,国际法话语权有其生成的基本要素和逻辑。面对逆全球化态势集中升温和全球疫情蔓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使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之必要。中国需进一步增强国际法话语权构建的主体意识、全面积累话语资源、创新话语内容和丰富其多样性,以及打通话语路径,实现各话语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际法话语权,为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出中国之声。

经济制裁与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

近年来,美西方频繁地将经济制裁作为武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孤立”政策,以达到其特定的政治目的。由“被制裁者困境”所决定,发展中国家目前单独采取的一系列反经济制裁措施的效果都差强人意。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萌芽于各国的反单边经济制裁实践,通过构建全球以被制裁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网络,力争同以美国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制裁企业网络相抗衡。在全球性的“反经济制裁企业网络”出现后,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就成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对中国而言,构建以反经济制裁企业网络为目标的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能够有效降低美国经济制裁对中国经济在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从宏观战略和微观经济层面有效避免中美经济在短期内全面“脱钩”,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策略层面都具有其他反经济制裁措施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是当前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反经济制裁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