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困境与因应

相较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产品责任在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责任分担方面更具共识与优势,既高度契合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特点,又可以直接督促生产者一方提高产品安全性能,并且能够更好地救济受害人和分散风险。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面临技术与法律层面的诸多障碍,当前并无成熟的技术标准可供适用,而消费者期待标准与风险效用标准也各自存在适用困境。理性算法标准将注意义务对准自动驾驶系统本身,充分挖掘产品设计缺陷背后的过失属性,契合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特征,增加了受害人救济的可能,同时也稀释了产品缺陷的负面评价,可以很好地缓解设计缺陷的认定难题。理性算法标准的适用需要区分不同阶段的自动驾驶汽车、不同类型的危险,同时应从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以及网络和数据安全三方面更新技术标准,完善生产者一方的警示义务与跟踪观察义务。

侵犯非实施实体专利权的行为禁令救济研究

尽管非专利实施实体与专利流氓并非相同概念,但是双方均有专利运营和投机的内在基因,不能仅因投机获利而作出道德否定性评价,规制它们的根本原因应是其专利行为并无社会价值,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基于专利诉讼寻租来限制甚至否定非专利实施实体禁令救济并不合理,专利诉讼寻租与创新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通过对美国专利法永久禁令的司法经验梳理,得出禁令救济属于法院衡平裁判的范畴,不能基于“专利权人许可其专利的意愿”与“在专利实践中缺乏商业行为”得出并不存在难以弥补损害的结论,从而否定禁令救济的需求。“市场竞争”要素虽然能够抑制专利流氓行为导致的社会负面影响,但其负面影响仍不容忽视。基于法教义学,我国专利行为保全制度的适用关键在于要素的把握,尤其是“难以弥补的损害”与专利侵权语境下的“公共利益”。

破解公权力领域的算法歧视:权力正当程序的回归

算法排他权通过赋予私人市场独占期来换取对算法的行政监管,以期克服公权力领域算法歧视问题。但其关于算法透明和5年算法保护期的做法不可行;其旨在平衡公共利益与算法拥有者私人利益的尝试不合理。其实质是借私权外衣来维护公共利益,这混淆了公私法界限,不符合公法介入私法的正当性标准。破解公权力领域算法歧视的关键不在于技术层面如何避免形成歧视性算法决策,而在于权力层面如何避免歧视性算法决策上升为算法权力。公权力领域算法权力的特殊性(公权力属性和权力生成的间接性)为其正当程序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思路:算法权力须纳入公权力运行轨道中,算法须始终保持工具地位,公权力机关须始终掌握对算法决策的质疑和否定权,只要阻断歧视性算法决策向算法权力转化,算法歧视问题便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