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在提出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研究假说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创新对地,区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便是消除内生性问题后,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异质性检验发现,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可显著促进高城镇化率地区的实体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创新的政策效应显著大于中西部他区。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创新通过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带动地,区实体经济增长。

品牌培育对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东、中、西部15个省级单位的2131份问卷调查

以我国东、中、西部15个省级单位的2131份有效问卷为例,实证品牌培育对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全样本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无论被解释变量取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还是取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盈利能力,品牌培育对农产品电商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消除内生性后,品牌培育对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分样本数据实证结果并未能完全支持全样本视角下的研究结论,品牌培育对不同地区、不同户籍和不同民族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存在质的区别,品牌培育对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品牌培育能否影响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还会受到农产品电商自身、农产品电商家庭以及农产品电商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及其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文章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入手,将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作为可获得可持续农业支持能力的政策加以运用,设计了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制度框架,将困扰我国的三农问题、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城市化和工业化问题、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等诸多问题纳入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统一框架中进行综合治理,并集中探讨了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中农民社会保障的实现问题,提出了"土地和保障"并存的新观点。

政治组织中的文化多样性与经济绩效

在政治组织中,文化的多样性可能促进集体决策“集思广益”,也可能抑制集体决策中的合作行为,因此,文化多样性对政治组织中集体决策的效率和质量,进而对组织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使用方言身份代理文化身份,测算了2005—2013年中国各地级市常委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在此基础上评估了文化多样性对以夜间灯光亮度衡量的地方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级市常委的文化多样性显著降低了本地夜间灯光亮度的增长率,且在控制了党政首长的文化差异、更多的常委异质性以及人口流入率等因素之后,这一发现均是稳健的;同时,利用地方党委换届影响常委文化多样性波动的外生冲击信息进行回归,同样发现地级市常委的文化多样性显著降低本地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的证据。平均而言,地级市常委的文化多样性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本地夜间灯光亮度的增长率将会降低1.3~1.7个百分点左右,这大致相当于储蓄率降低5.4~7.5个百分点所造成的增长率损失;进一步以地级市常委家乡地集中率衡量常委间的人际交往强度,发现人际交往显著削弱了常委的文化多样性对夜间灯光亮度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对完善中国的地方治理制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中国内向FDI区域发展不平衡解释

利用1999-2013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每3年期的面板数据,设定跨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制度有效性和制度稳定性对中国内向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省的制度质量差异是导致中国内向FDI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一省的FDI流入量与该省的制度有效性和稳定性正相关;与制度稳定性相比,制度有效性对中国内向FDI的影响相对较大且较稳定,制度有效性是影响内向FDI的关键因素。

地方金融监管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促进抑或抑制?

本文运用2009—2017年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GMM),实证研究了地方金融监管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金融监管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有显著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地方金融监管对区域金融发展质量的影响表现为U形关系,因此,地方金融监管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效应整体上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样本期内各地的金融监管水平大都处于最优区间状态。进一步研究表明,以上结论在东、中、西部均是稳健的,且这一影响效应并没有随着贷款增长率的急剧降低而发生显著改变。

缩小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更关注文化资本还是经济和社会资本?

本文基于CGSS2015的数据,检验了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是影响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重要因素,家庭文化资本的提高在提升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同时,对教育性别差距的缩小有显著的作用,而家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提高在提升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同时,具有扩大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作用。提升家庭文化资本,尤其是母亲代表的家庭文化资本,可以有效降低农村居民性别间的教育差距。

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的动态演进及其理论逻辑

基于宅基地产权细分视角,以利益平衡为主线,以法律和政策调整为脉络,归纳出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动态演进的四条逻辑主线:第一,国家干预贯穿于宅基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全过程,成为推动宅基地产权制度演进的核心力量;第二,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影响着宅基地产权制度的变革,成为推动宅基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市场力量;第三,宅基地产权制度变迁沿着产权细分的路径演进,是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最显著的特征;第四,宅基地产权制度变迁始终围绕着平衡各方利益的主线展开,是一个不断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过程。

文化经济学的理论维度与实践进路——第五届文化与经济论坛综述

文化不仅深刻影响宏观经济绩效和微观市场主体决策,其自身演变也显著地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伴随着计量分析手段的革新和实证数据可得性的改善,文化这一被古典经济学遗忘的因素逐步被纳入到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框架中,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追踪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基因,文化经济学作为文化与经济领域新兴交叉学科,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总体而言,文化经济学聚焦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也即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及其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融和碰撞,使这一研究领域更可能根植于本土文化土壤实现理论创新。

法经济学的时代内涵及实践维度——第十六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综述

为全面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推动中国法经济学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浙江大学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2018)于2018年6月30日—7月1日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来自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5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制度经济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代表,出席了此次学术论坛。开幕式后,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李树教授、浙江大学张小茜副教授、山东大学魏建教授、辽宁大学林木西教授和中山大学李胜兰教授分别做了主题演讲。随后,本届论坛分为10个分论坛进行讨论。在闭幕式上,浙江大学董雪兵教授、西南政法大学陈刚教授、南开大学刘帆博士、西南财经大学戴治勇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廖志敏副教授、山东大学李增刚教授分别做了主题演讲。最后,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作了会议总结。一、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学者们重视对法经济学内涵的研究。首都经贸大学佀连涛认为,站在经济学家立场的法经济学研究者基于自身的经济学知识背景,把法律制度看作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采取从法律的视角看经济的研究进路;而站在法学家立场的法经济学研究者基于自身的法律知识优势,把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作为研究法律问题的研究进路,采取从经济的视角看法律的研究进路。受诺思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影响,制度变迁理论一直是国内法经济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山东大学李增刚对国际海洋制度的起源和变迁进行研究,认为人口增加和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价值,加剧了国家之间对国际资源的竞争,产生了对国际制度的需求,作为国际海洋基本制度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定和变迁体现出国家权利名义上的平等但事实上的不平等。浙江大学秦汉以我国近十年诉讼文本为例,研究农村土地流转与乡村司法制度变迁,认为近十年土地流转的纠纷诉讼,在时间分布上呈现逐步增长、适当回落的特征,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北部地区的纠纷数高于西部、南部地区的特征;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司法和解的数量极少、公信力不足,当事人选择付诸诉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西南政法大学段浩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发展演变,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生产力所决定,由市场配置的效率价值所指引;作为法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今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以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以土地权利体系为核心、以制度创新为实现路径。

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可通约吗——科学哲学视域下的思想回顾与范式比较

作为经济学的两个新兴分支学科,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虽然关联紧密但在范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局部不可通约性。范式差异的内在原因与学科渊源、问题意识和功能定位有关,在外显特征上则表现为实验设计、被试者、政策应用等维度的区隔。在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上,实验经济学家更像是维新派,为经济学提供新的经验检验工具;行为经济学家则近乎革命者,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即使按照科学哲学的评价标准来审查,我们仍然无法简单地评判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优劣。为了经济学在理论和应用领域的进步,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融合。

中国犯罪治理的财政支出偏向：选择“大棒”还是“胡萝卜”？

中国的犯罪治理政策一直奉行的是严厉打击的"大棒"政策,而忽视提高社会福利条件的"胡萝卜"政策,但近年来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促使我们去反思和重审现有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本文通过一个扩展的时间配置模型发现,在风险规避的假定条件下,如果政府支出是有效率的,政府无论是增加惩罚犯罪的资源投入量还是增加提高社会福利条件的资源投入量都能够减少个体决策者从事"非法"活动的时间。但是,基于中国2000—2006年间30个省级数据的检验结果,只支持了社会福利支出的犯罪治理效应,而公检法司支出则不具有预期的犯罪威慑效应。研究结论意味着从财政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中国现阶段选择"胡萝卜"偏向的财政政策,是比"大棒"偏向的财政政策具有更低社会成本和更高社会收益的犯罪治理策略;同时,提高公检法司支出效率也应是当前犯罪治理政策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管制、腐败与幸福——来自CGSS(2006)的经验证据

在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激励之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频繁通过干预和管制市场的政策来谋求增加居民幸福感,但这却可能与其初衷南辕北辙。因为,即便是最优的市场管制政策,也不可避免地会滋生腐败,而腐败很可能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采用CGSS(2006)数据,研究证实,腐败显著降低了中国的居民幸福感,且在控制了腐败变量的内生性之后,腐败对居民幸福感的抑制效应还明显增强了,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如果样本城市的腐败水平上升一个标准差,国民幸福感将会因此而下降4.05%,这需要GDP增长率上升6个百分点才能弥补。分群样本检验还发现,腐败只是显著降低了低收入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并未显著降低高收入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增加居民幸福感,要求政府逐步放松而非强化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同时,这还有助于缩小高收入(城镇)与低收入(农村)居民之间的幸福(福利)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中国地方政府的社会性支出：效率及其决定因素

本文采用二阶段DEA-Tobit模型核算并解释了我国地方政府的社会性支出效率,主要发现是:(1)地方政府的各项社会性支出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但地区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其中,中部地区的卫生和教育支出效率最高,东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效率最高,西部地区的各项支出效率均最低,而总社会性支出效率最高的是东部地区;(2)总体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支出无效率导致的社会性公共产品的损失量大约占现有生产环境和技术条件下潜在产出量的10.8%;(3)政府规模、行政腐败、收入差距和人均GDP等环境因素是降低社会性支出效率的变量,而教育水平、城市化率和人口规模等环境因素则是提高社会性支出效率的变量,当然,各环境变量对分项社会性支出效率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

腐败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中国各省的经验数据,考察了腐败对中国各部门内部(城镇和农村)以及部门间(城乡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腐败对不同来源收入集中率的影响。中国的腐败显著地扩大了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的收入不平等,但其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不显著的;针对城镇部门的研究还发现,腐败主要是扩大了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居民间的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它对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居民间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只是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不仅对理解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而且对抑制和降低收入不平等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性含义。

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民收入：来自美国农场的经验和启示

以土地私有和农场规模经营为主要特征的美国现代农业,一方面其农业的真实产值呈水平分布,表现出基础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农业的真实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日益降低,农业的发展不能增加个人收入。农场经营净剩余的实际值逐年降低,90%以上的农场不能获得美国家庭收入平均水平,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补贴。土地私有制和农业规模经营不能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应该实施农业支持政策。

农业基础地位的国际证据

近年来,粮价上涨再次引起了全世界对农业的关注。中国向来重视农业的发展,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定性研究居多,经验证明缺乏。文章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对农业基础地位进行计量分析,验证农业在国家经济中基础地位的经典论述。研究表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边际效应虽然递减,但始终为正;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存在相同的正边际效应;中低收入国家处于经济腾飞的前夜,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边际效应更大,应该坚持实施"农业促发展"战略。

安得广厦千万间:儒家传统与房价增长

房价高涨使住房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儒家的政治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推崇施行以民为本的仁政,重视改善和提升社会民生,所以儒家文化传统可能对地方官员的施政理念及行为,进而对房价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地方官员出生地和任职地相分离的政策框架,本文采用2009—2015年中国283个地级市数据,使用流行病学方法估计了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传统对房价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方官员显著降低了房价。具体地说,地方官员出生地进士密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其任职地实际房价将降低1.13%左右,实际房价的年均增长率将下降1.01%左右,这一发现在一系列检验中都是稳健的。扩展分析表明,儒家文化弱化了地方官员源自晋升激励而推高房价的动机;优化商住房用地的供地结构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方官员调控房价的重要政策工具。

女性官员的政策偏向——来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女性享有的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一个重要表征是中国各级地方领导干部中女性官员所占的比例都有明显提高。源自两性内在偏好和身份认同的影响,随着女性官员数量的增长,女性群体的政策需求可能会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更好回应。通过考察2001—2015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并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衡量女性友好型政策之后发现,女性官员比例的提高显著提高了教育支出所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且这与官员的任职经历无关,也不存在由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估计偏误。同时,通过刻画女性官员上任政策事件的倍差法估计发现,女性官员上任显著提高了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更强的晋升激励和财政激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女性官员对教育支出的偏向,但这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另外,基于医疗卫生和科学技术支出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女性官员对女性友好型支出的偏向。本文扩展了研究女性官员政策偏好的文献,丰富了对中国地方官员行为的认知。

简政放权、职业选择与人才配置

文章构建的职业选择模型显示,政府简政放权等放松管制的政策在提高体制外职位预期回报的同时,也降低了体制内职位的预期回报,这将促使个体更偏好在体制外部门就业,进而降低体制内部门的就业规模。使用CGSS数据的研究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提高了个体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这在使用不同出生队列样本的回归中均成立,且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和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与此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显著降低了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只是对体制内就业者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政府简政放权等放松管制的政策将有助于促进人才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部门间的优化配置,进而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技术创新和长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