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金融化影响企业持续性创新的理论机制研究

持续性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从过度金融化的视角,分析企业过度金融化对上市公司持续性创新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两期的企业金融性和非金融性投资决策理论模型,本文发现上市公司配置一定比例的金融性资产是合理的,但是过度地配置金融资产会对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的非金融性投资产生负向影响。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过度金融化对于企业持续性创新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并且这种影响与企业所具有的异质性存在关联。进一步的拓展性研究表明,过度金融化不能通过当期信贷可得性对上市公司的持续性创新产生影响,但其却能通过潜在信贷可得性对企业持续性创新产生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总体而言,本文的发现对于企业辩证地看待金融性投资,准确把握好金融性投资与非金融性投资的均衡配置关系,构建促进持续性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有重要的意义。

数字经济法治体系建设重点领域与有效路径

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是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加强数字经济法治体系建设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据支持和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度融合,新的经济模式、生产消费模式等对法律体系和法治实践提出了更多新问题。为此,有必要梳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繁复关系,从法治理念和实践入手,探索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构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法治体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日本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极其重要。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已有的金融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以及途径,发现金融发展是否能够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取决于金融资源是否与实体产业发展脱节,一旦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则除了滋生金融泡沫之外,区域产业优化水平也很难提升。为此,本文的启示在于:金融发展可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应促进金融发展的对外开放循环。此处的"对外",指对国际金融市场开放和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实体产业开放。

“双支柱”政策的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控效应——基于企业商业风险的视角

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因此理解“双支柱”调控对企业商业风险的影响机理不仅有利于拓展“双支柱”的微观视角,而且有利于明确“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文章尝试从商业风险视角,基于“宏观政策工具-金融体系特征-微观企业风险”框架,并借助中国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2010-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商业风险的“逆周期”调控作用。研究表明:(1)货币政策的宽松或宏观审慎政策的收紧会提高企业的商业风险,而“双支柱”调控则能够抑制企业商业风险的增加,发挥微观金融稳定效应。(2)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的企业,“双支柱”对商业风险能够发挥“周期性”调控效应;对于不同金融市场结构和企业投融资结构的企业,“双支柱”对商业风险能够发挥“结构性”调控效应。总体而言,文章进一步将“双支柱”拓展到了微观稳定效应的研究视角,对于我国优化“双支柱”框架的顶层设计和丰富调控政策工具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