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校报巩固“第二课堂”优势的路径——以《西南政法大学报》为例

我国高校校报历史悠久，最早可溯源至1895年天津北洋大学创办的《北洋大学校刊》。校报具有师生参与办报的特点，因而成为高校学生拓展视野、激发兴趣、培养实践能力、提升综合素质、体现通识教育的“第二课堂”，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当今新媒体蓬勃发展，在竞争加剧的情形之下，寻找合理路径与方法，巩固高校校报“第二课堂”的优势地位，是每一位从业人员应当思考和关注的现实问题。

文化传媒与司法关系的三种调控模式——以两大法系国家为视角的分析

两大法系国家对传媒与司法关系的调控分为三种模式。英美法系的两种调控模式使得传媒与司法关系问题变得清晰,但仍存在不足因而需要加以改良。大陆法系调控模式更为关注维护当事人个人隐私及人格尊严,同时亦关注无罪推定原则不受传媒的影响。对于传媒的涉法院言论,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包括事先限制、私法救济等一系列限制措施,以减少对司法程序造成的不良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对于传媒与司法关系的调控差异正逐渐缩小,各国法律相互融合的态势正在发生。

新时代高校校报助力“双一流”建设的路径

在技术数字化、传播互动化的新媒体时代，校报如何续写自身辉煌、为高校“双一流”建设助力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受众缺失是影响校报助推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最直接问题，报纸本身属性、外界环境变化和校报自身不足是导致受众缺失的主要原因。但就现阶段而言，传统纸媒仍有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校报既有的优势，内外兼修、创新改革，校报的劣势也可以变成其相对优势，从而更好地助力建设“双一流”。

论传媒涉法院言论限制--以大陆法系国家为视角

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关心维护当事人个人隐私、人格尊严以及无罪推定不受媒体影响的需要。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对传媒涉法院言论进行了各种限制,以促进这些利益的实现。此外,一些有针对性的事先限制措施被采用。通过防止那些可能侵犯诉讼参与者名誉和尊严的信息的发布,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可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并因此提供了对审判公正性的间接保护途径。

庭审后媒体介入司法程序的效果与规制——欧洲的经验及其启示

媒体对法庭诉讼的报道一直以来都受到其他竞争性法律价值的限制。媒体报道的自由性在诉讼程序的审前、庭审以及审后阶段,都会对程序及相关利益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审判结束且法院作出判决之后,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无罪推定的必要性就终止了,此时媒体重新获得了报道庭审的自由。但对涉案人员利益的保护并没有因庭审结束而终止,这一点当前世界各国主要通过隐私保护、资料保护以及反诽谤立法等方式加以实现。

我国网络安全立法的利益平衡机制

2016年11月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集中体现国家对网络管理意志和政策的法律，旨在加强对网络威胁的防范、对我国网民信息数据的保护以及对网络的控制。在网络安全立法中，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做到通过对网络安全的管理，实现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的利益共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立法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庭审中媒体介入司法程序的效果与规制——欧洲经验及其启示

媒体对法庭诉讼的报道一直以来都受到其他竞争性法律价值的限制。在诉讼程序的庭审阶段,媒体报道会对程序及相关利益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媒体的言论自由与竞争性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和判断,进而进行新的调整。欧洲人权法院在化解媒体和诉讼程序之间的矛盾方面贡献卓著,但这一矛盾仍然不可避免且会一直发展。本文试图借鉴欧洲经验,分析庭审阶段媒体介入司法程序的效果与规制,以确立媒体与司法程序之间的合理关系。

我国网络出版监管模式问题及优化对策探讨

网络出版在我国已然成为一个朝阳产业,但网络出版监管实行的多主体"分块监管"模式在运作中存在多种弊端。目前"大部制"改革渐入高潮,对网络出版监管具有启示作用,在我国网络出版监管主体的未来完善中应当吸取"大部制"的精髓,建立各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构建一元化的网络出版监管主体,以消除"多头监管"给网络出版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此外,还应当充分重视社会主体在网络出版监管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