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立法需求分析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现状及其发展、现行能源法制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决定了必须加强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相关的立法需求主要表现在:综合性立法,即根据我国实际状况,制定符合中国能源特色及其发展趋势的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全面性立法;专门性立法,即根据各种不同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特点,"因能制宜"地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特殊性立法;地方性立法,即根据各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结构及特点和可开发利用的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与该区域能源相适应的特色性立法;协调性立法,即基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复杂性,从体系和制度上强化协调的配套性立法。

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

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在数字社会,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的规范有效,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数字化塑造正义空间,使正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从“比例正义”到“计算正义”、从“个体正义”到“群组正义”、从“契约正义”到“场景正义”、从“接近正义”到“可视正义”的深刻转型。当前在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复合型规范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数据源头规制、算法赋权制衡和平台算法问责等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规制保障数字正义的实践基点。下一步数字正义的治理结构优化,还需要在基础机制上充分配置数字权利及其救济方案,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规制实施主体与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科学设计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基于“5．12地震”展现的行政法治化路径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法治化的行政相对人更有利于催生出法治化的行政主体。故行政法治之构建,需要行政相对人担负起主体角色,履行主体责任。在"5.12地震"中,普通民众秉持法治精神与政府善意合作,实现了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个案回归。主体性回归以及由此形成的交往理性提供了一个异于传统方式的行政法治化进路,并标志着"和谐行政法"时代的到来。

中国和平崛起——内涵、环境、条件及目标解析

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何科学地界定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内涵、时空指向、国际环境条件及战略抉择 ,对于深化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中国崛起从时空指向来看 ,是指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国际环境中所形成的由后进变为先进、由贫穷向富裕过渡、由落后走向强大的一种跨越式的飞跃过程。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一命题包含内涵界定、时空指向及崛起的环境评估、战略抉择及目标确立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是金融监管法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对金融监管法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运作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以往的文献对此多有忽视,甚或误读。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应有两项,即适度监管原则和正当监管原则。前者又包含着有限监管、有效监管等两个层面的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内涵,后者则蕴涵着合法授权、程序正当和责权平衡等三项要求。

重大疫情信息披露的法治完善——基于新冠肺炎防治的思考

重大疫情信息披露包括信息的对内报告、通报和对外公开发布两种机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未对二者加以区分,混淆了疫情信息对内报告、通报之权力运行逻辑和对外公开之权利保障逻辑。因制度设计偏向疫情信息的对内报告、通报而忽视了信息对外公开,导致行政权内部运行的一些惯例被不恰当地适用于疫情信息对外公开机制中,如下级须经上级授权、批准或同意才实施行政措施,由此产生“疫情未经授权不得公布”的错误理解。此外,由于缺乏权利保障的理念和信息公开的外在压力,疫情信息对内报告、通报也因缺少足够监督而反应迟滞。有鉴于此,重大疫情信息披露应当厘清权力运行和权利保障两种逻辑,并构建起公共参与的机制以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论权力与法律关系的和谐

法律离不开权力,却有可能因此而沦为权力的工具。由于法律又必须反映社会的诉求,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存在不协调。要使法律和权力的关系变得和谐与协调,就不能是权力掌控法律,使法律成为自己的意志,而应该是法律支配权力,使权力成为实现自己目的和价值的工具。如何使法律在来自权力的同时能够形成制约权力的功能和价值,是实现法治和社会和谐不能不重点关注的问题。

城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地方性法规体系的问题及对策

优化城市地方性法规体系的目的在于满足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它可提高城市现代治理的立法需求契合度,可作为评价城市立法工作质量的重要依据,可平衡立法供需结构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可转变城市治理理念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当前我国城市地方性法规体系还存在协调性和系统性有待提升,为民性体现得不够充分,供需平衡性依旧需要提高,精准性和精细化仍然不够强以及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主动性有待加强等问题。优化城市地方性法规体系,需要促进法规内部的有机协调和系统配套,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立法,需要注重法规供需动态平衡并适当放宽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以拓展城市治理维度,需要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精细化立法,需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地方性法规体系建设。

刍议治安巡防员法律身份的合理定位

数量庞大的治安巡防员分布在我国的各个城市,由于法律制度监管的缺失以及治安巡防员自身素质的良莠不齐,治安巡防员违法乱纪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频繁发生;同时,基于目前警力不足和就业困难等多种原因,治安巡防员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治安巡防员本身又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地位,其自身权利也亟待法律的保护。目前治安巡防员法律身份主要是劳动法中的"劳动者";但是,这种定位不能全面回应现实所需。

同案同判的法律一般性根基

法律一般性是指法律规定行为的一般类型及其处理方式,并普遍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人群。在理想状态下,同案同判是法律一般性经由司法裁判的逻辑结果。而在实践中,面对必然存在的障碍,同案同判无法总是成为逻辑结果,相反,需要将同案同判变为司法要求,以形成一致性判决,进而实现法律一般性。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同案同判的制度化可以进一步推进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判一致性,这种制度化不是对依法裁判可有可无的补充。同案同判有其独立于依法裁判的价值,错误判例获得遵循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同案同判的价值基础最终还是回归了法律一般性。

延迟退休立法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延迟退休理应进入法学的研究视野。延迟退休反对者所主要担心的合法权益公平保障以及立法保护缺失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手段有效解决。针对现有退休立法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借鉴域外延迟退休立法的经验,我国延迟退休立法宜采取渐进式分层级模式,条件成熟时建议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休法》,分别规定退休法的基本原则、退休年龄、退休权益、特别规定以及法律责任,充分保障公民的退休权益。

我国高校教师评价机制的困境与策略

我国的教师评价起步较晚,传统教师评价的评价目标与教育发展存在偏差;评价模式落后,难以适应评价机制的需求;评价方式单一,影响评价效果的真实性;评价机制难以处理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对此,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路径就是建立、健全发展性教师评价机制,并从多维视角设计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反馈平台,客观、公正、透明、有效的教师发展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外部督导机制等四个方面推行发展性教师评价机制。

美国法语境下公民福利权的证成及其启示

宪法上的福利权在美国宪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受美国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早期美国社会福利政策被定位为政府公共救助政策。国家福利政策的持续性推进引起了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奠定了福利权生成之社会基础。学术纷争与法官裁判则在客观上充当着"宪法上福利权"推动者的角色,从而促进福利政策向福利权利的转变。迈克曼等学者借助罗尔斯的正义论有力地论证了福利权的宪法正当性,并从建构宪法政治对话机制的角度阐释了"宪法福利权"的宪政功能。美国法上公民福利权演变为宪法权利的进程表明,宪法福利权的创设是历史的必然。在当今中国,这项权利同样为宪法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不可或缺,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清末官吏对立宪与地方自治关系的认识与表达

立宪与地方自治的关系是清末的官吏阶层立宪主张中的核心议题,他们主张以地方自治作为立宪的基础,并纷纷上奏朝廷请求立宪,并以地方自治为先导。他们或以立宪国的经验为据,或以宪政生成的逻辑为理,或以中国国情为凭,各抒己见,说服朝廷锐意立宪,首先推行地方自治。但他们的主张,多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以强国为宗旨,把立宪的希望更多寄托于地方政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