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冲突与重构

现代国家往往由多个民族构成。公民在通过政治制度建构其国家认同的同时,还要抽离出族众的身份,以文化性的姿态维系本族群中的民族认同。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本身便包含着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属性:族众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公民对身份——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构,必须(1)整合文化价值与公民身份,促进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与国家制度的理性服从,将公众政治价值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内化成固有的政治信仰与心态;(2)健全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文明,实现政治价值社会化过程,确立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忠诚;(3)拓展政治动员能力、社会组织能力以及公共服务能力,从而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与体系。

论政治中的等价交换

政治等价交换的逻辑起点是政治行为者的公共精神;其内在需求和有效性依赖于民主政治,以及回应性法律对政治权利和利益的均衡调节与平等保护;其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反垄断制度、交换客体限制和诚信原则等构成的"市场规则";其政治主体的义务既相对稳定又因时而易。凡追求政治权力、权利和利益而规避责任者,都须因违反政治等价交换原则而承担道德、政治、法律责任之一种或全部。

论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逻辑

众多部落、族群、民族历经5000年交流互鉴和族际政治整合,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中华;其间还经历了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不成熟的民族国家向成熟的民族国家的复杂演变。这种从自为到自觉的整合所遵循的逻辑,既体现了某种普遍性,更展示了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内含国家革故鼎新的要求,且在现实与未来的传承中,必为中华民族的兴盛构筑牢固的认同基础。在摆脱了王朝国家的历史循环和犹豫徘徊之后,中华民族最终选择了现代法治民主之路,并认同和追求全人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法治民主为导向的族际政治整合不但会强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必将促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推动者。

全球化进程中的软性边疆研究

软性边疆产生并凸显于全球化快速推进进程中。在全球化进程中,硬性边疆的充分发展、科技革命的影响、全球公共问题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以及争霸全球化的推动等5方面因素催生了软性边疆,使得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等软性边疆纷纷出现。产生于全球化快速推进进程中的软性边疆反过来又产生了全球性影响,推动软硬结合的复合型边疆观念的形成,导致国家利益观发生深刻变化,倒逼主权国家安全观念的升级,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得国家之间的边疆争夺更为复杂多变。

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

燕行使节的中华认同观是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风向标。研究以《燕行录》为代表的中朝关系史料,不难发现,奠基于礼学体系的中朝宗藩关系从明末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使节对明代的批判、对中华文化正统性的质疑便时有显现,其中华认同观也渐始减弱。明清易代后,朝鲜已不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定位,视满清入主中国为"鸠占鹊巢"而予以批判,有意识地区分出"他者"与"自我"并以正朔自居。总体而言,朝鲜中华认同观的变化是一种彼此渐行渐远的双向过程:自我意识日渐强烈,中华认同观因时递减,导致朝贡关系与自我身份认同背道而驰。

党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优化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得益于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有效运行。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党政体制改革,是着眼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在党领导一切、统筹全局的大背景下,以治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为视角总结党政体制改革经验,可以启迪我们不断优化今后的党政体制改革路径,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借鉴。

经典、仪式与地方知识人——明清时期民间丧礼中礼生及其对《家礼》的运用

作为儒学经典,《家礼》是明清两代民间社会解释并执行丧礼的范本。民间丧仪本质上是调整家庭、宗族、人伦乃至死生之间的秩序与规范的媒介,在"常变"之间彰显着传统礼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特点;丧仪所渗透的"程序"与"规范"表明其具有普适与控制的双重功能;而其流变又集中体现为礼生必须在"近法"与"随俗"的价值张力中寻求一种自然的平衡。作为地方知识人,礼生在丧礼仪式上充当执行者与中间人,通过执行、解释甚至变通丧礼程序与思想,将仪式规则化、规则仪式化,通过执行正确行动与发挥道德秩序,以人情与法度作为手段来调整行为主体间权利与义务,进而完成对家族内部、民间社会乃至死生两端的世俗控制。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文化路径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应在制度与法治硬约束的背后,形成文化的柔性引导,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渗透于治理的推进者、治理的承受者、治理的纽带、治理的绩效以及治理的环境之中,可谓治理的精神内核。基于"基层"之治理现状,要积极采取诸如情感共鸣、价值引领、仁孝博施、教育沁润和互助共荣等举措。还应从制度实施奠基于文化之上、文化发展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核心价值日常化为行动信条等三大文化发展战略来改进基层治理。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人权发展与世界和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诉求。然而,在目前情况下,世界和平之路仍然显得艰难而曲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时刻面临局部或地区战争的威胁。其中,世界各国国情的不同及其多样化所导致的人权问题,就构成了影响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在世界各国国情多样性的背景之下,促进世界各国的人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就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是解决人权发展问题的科学理论,是真正能够在各国国情多样性背景下促进各国人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指南。

主持人手记

本期政治学研究栏目的5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观点或思想。 《中国古代的官德教育及其当代启示》着重探析了在世界古代政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古代官德教育的内在机理——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内化为官员的为政之德，以此为进路，在统治阶级与官员群体之间构建起一种对古代国家治理的长期绩效具有关键作用的互动关系。中国古代官德教育原理对新时期干部的官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朝鲜王朝政书考略——从政制典章看中国礼学的朝鲜化

朝鲜王朝(1392-1910)在五百多年的政治统治中积累了一大批政书,包括通制、礼典、律令及其他重要的实录等。这些政书均具备一个共同的制度基础:中国礼学的朝鲜化。其中《经国大典》《国朝五礼仪》《国朝丧礼补编》是朝鲜王朝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影响力的通制与政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朝鲜王朝"以礼治国"的基石,也集中反映了这种统治背后的制度逻辑。通过分析该三部经典不难发现,朝鲜王朝的政制具有鲜明的礼学色彩,它既对中国朱子《家礼》所勾画的礼制思想多有继受,又在此基础有其自身的礼学创制。朝鲜通制与典章对其自身政治的影响,反映了中国礼学朝鲜化的清晰进路。

治理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与经验

治理民主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实践探索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和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协商民主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举措,拓宽了治理民主场域,丰富了治理民主形式,并完善了治理民主规范,使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权利保障得以相互推进。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民主探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改革探索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与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增强政治认同的路径分析

政治认同作为反映民心向背的"晴雨表",具有主动性、发展性、包容性和总体性四个基本特征,所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制度的正当性,执政的合法性,民族的统一性和国家的延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从总体部署和增进普遍幸福上、从发展方式和内涵上、从落实主权在民的制度上,从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式上进行全方位的努力,以增强政治认同,巩固执政根基,为实现民主法治、富强文明、普遍幸福的中国梦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中华民族思想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仅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而且以此来论述中国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这样的论述从多个角度揭示了中华民族问题的本质和内涵,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思想。这个中华民族思想的提出,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体现着中央领导集体民族问题治理的顶层设计,必将对中国民族关系格局及民族工作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孔孟仁政思想中的“人权”内涵探微

先秦儒学虽未直接涉及'人权',甚至根本没有'人权'的概念,但其丰富的人本思想中却包含不可忽视的'人权'内涵。孔盂在政治上倡导'仁政'、'王道',反对'苛政'、'霸道';在法律上提倡'德主型辅'、'导德齐礼',反对'导政齐刑'、'不教而诛',滥施刑罚;经济上敦促统治者'治民以产',这些'保民'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存权的高度重视。虽然'保民'的目的在于保'王',但在客观上有利于民的休养生息和权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