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刑事法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培养德法兼修的社会主义一流法治人才为价值追求,以刑事法一体化为培养理念。针对传统刑事法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的不足,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经过多年的改革与探索,形成了德法兼修、能力导向、硕博贯通、刑事一体的培养模式,对于刑事法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效果提升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创新加以解决。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运用的风险及其规制——以算法证据为分析视角

数字信息技术对刑事司法的深度介入产生了算法证据。刑事算法证据应限于“人辅机主”型的机器学习算法证据,可归属于专门性问题报告范畴。算法通过数据结构化的过程,揭示大数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算法证据是在司法证明整体主义模式下对大数据评价的结果,包括预测类算法证据、识别类算法证据和分析类算法证据。算法证据的司法适用存在三层风险:对无罪推定和自由心证的冲击;“概率近似正确(PAC)”理论下的事实认定错误性或歧视性问题;权力行使的隐化和异化趋势。同时存在双维困境:在实体困境维度,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个人数据赋权与反算法身份歧视等手段难以实现对算法的有效规制和监管,影响算法证据合理适用;在程序困境维度,数据选择与算法设计监督程序、结果告知与解释程序以及异议或质证程序的规则阙如,制约算法证据适用实效。对此,应当以事实认定的辅助性、技术性正当程序、比例原则作为算法证据司法适用的理念指引;依据算法证据生成流程,从数据可靠性、算法可靠性角度明确算法证据可靠性的具体要素;构建取证、开示、质证与认证规则,强化算法证据适用的程序规制。

大学生社会认知偏差及纠正策略探析

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认知的肤浅性和片面性、单一性和僵直性、盲目性和偏激性等方面。为了帮助大学生纠正社会认知偏差,形成正常的认知习惯,高校应积极采取措施,尽力提高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加强大学生的思维训练和心理健康教育,并在大学校园形成正确的群体舆论。

论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种体系化取向的民法学思考

近代民法以公平观念为基础建构了不当得利制度。但不能用公平观念支配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不当得利制度的内在功能为取除受益人无法律上原因而获得的利益 ,其出发点为受益人是否受有利益 ,而受益人是否有故意或过失对不当得利的构成没有影响 ;该制度的外在功能为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 ,体现矫正正义。

高校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机制与模式研究——以重庆市大学联盟为例

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作为推进重庆市大学联盟协同创新的重要举措,需要与时俱进,深入探索。在重庆市大学联盟高校之间,需要构建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组织管理机制、绩效评价机制、权益分配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需要采取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契约模式、经纪模式、协作模式、有效性模式和联合课程模式,需要联盟高校更新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强化跨学科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

法学视野中的权利问题——我国权利研究的法学检讨

关怀权利和捍卫权利,是法学研究永恒的主题。然而,就总体而言,我国法学界对权利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的立体式的研究格局和较为完整的权利理论体系,存在着研究的思路单一,致使研究视野受限和重价值研究轻本体研究,重宏观研究轻个案研究的倾向。要使对法律权利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就必须突破研究层面和固有的模式,多向度、多视角、多路径地将其作为一个重大的法学课题予以关注。

现代大学制度视角下的政府举办者权义章程规制完善

强化高校章程对政府举办者权义的规制,对促进良性互动政校关系建立,推进高校办学自主权落实与扩大,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十分重要。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政府举办者权义章程规制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从章程文本实证分析来看,虽然部分公立高校章程对政府举办者权义关系规制,但规制普遍存在行政化倾向明显、权利义务内容不完整、争议解决机制缺位、法律责任机制缺失等问题。我国公立高校章程应以促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基本目标,采取有效对策完善文本规定,以完善政府举办者权义章程规制,夯实和谐政校关系建设制度保障,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H指数评价法学期刊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2008版)》的数据分析

首先对H指数的概念和特点作简要介绍,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2008版)》提供的数据统计分析我国法学期刊中H指数的应用情况,结合法学期刊的学科特点,研究H指数评价期刊质量的优势和不足,并为完善期刊质量评价体系提出建议.

边缘法学的思考

边缘法学作为法学学科家族中的一类新兴学科的兴起 ,是现代科学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潮流之中的产物。它具有研究对象源于多学科的相互渗透或交叉、研究方法是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与兼容、研究范围的局限性等特征。它生成的主要方式有 :法学内部的分化、外部的交叉和法学与非法学学科的横截 ;它的主要价值在于 :改变了法学的传统结构和狭窄视野 ;促进了法学功能的拓展和研究模式的创新 ;

缺失与建构:认罪认罚中裁量不起诉决定的程序效力

检察主导背景下,认罪认罚案件的定罪量刑实质性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导致被追诉人可能受到的恣意追诉的危险也随之提前。此阶段的检察裁量权以裁量不起诉为主要形式,承载着被追诉人在实体或程序层面的从宽诉讼利益,但其因程序效力的缺失而无法束缚检察主体,造成检察裁量权不受约束地扩张。要实现裁量不起诉决定程序效力的建构,应从重新审视刑事重复追诉危险的实质性标准、强化合意制度下纠纷解决价值、优化检察裁量决定的独立属性多方面着手,考虑规定裁量不起诉决定具有“类”既判力,以保障检察权力的合理主导,规制审前阶段可能存在的恣意追诉危险。

官员更替、产权性质与企业避税

国内外文献考察了企业政治关联产生的避税效应,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宏观政治环境变化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本文着眼于宏观政治环境与企业避税活动之间的关系,以2003-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比较这一关系在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官员更替将显著减弱企业避税,且这一负向影响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更弱。分样本检验的结果显示,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法制环境的改善将减弱官员更替与企业避税之间的负向关系,且相比于本地升迁官员,外地调任官员的官员更替对企业避税的负向影响更显著;上述影响差异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并不存在。文章排除了官员更替通过"信贷扩张"和"税收竞争"等可能途径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不仅提供了市级官员更替影响企业避税活动的经验证据,也对当前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整合与扩容:公司组织形态变革的本土路径

公司组织形态是公司法立法与修订的元问题,现代国家大多以不同的公司组织形态为基础进行相应的公司法律制度设计。公司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公司组织形态由最初的“自下而上”自发式演进,发展为现代“自上而下”的“建构式”或“回应式”演进。我国在公司组织形态变革上十分谨慎,与全球呈现“便宜主义”倾向的公司组织形态变革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公司组织形态“二分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新经济形式的出现,较为封闭的公司组织形态已经限制了公司制度功能发挥。公司组织形态变革应针对“中国问题”寻找本土路径,“整合+扩容”的思路可提供有益借鉴。在该思路推行中,通过综合运用“准用”“但书”等立法技术,同时辅以个别规范的差别处理,可降低制度变革成本,提高公司法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品质。

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区域创业效应研究

实践已经证明,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城镇居民的生活、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对激发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利益链条上各利益主体的创业热情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新常态背景下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区域创业效应。全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区域创业效应显著,且在控制了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内生性问题后,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区域创业效应进一步加强。分区域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不仅进一步证实了全样本数据回归结果的稳健可靠性,还进一步表明,东中西部不同地区之间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区域创业效应存在差异。要促进农产品电商发展区域创业效应的发挥,必须高度重视对现有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扶持,尽可能地将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还要竭力避免全国各地农产品电商发展整齐划一的做法,在农产品电商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区域特色。

民事再审制度的理性分析

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讲 ,我国再审制度对于保障民事审判的公正性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 ,由于我国再审制度是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而设计的 ,不可避免地存在追求所谓的“实体公正”而忽视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诉讼是特定化的解决纠纷的活动 ,具有其特殊的内在要求 ,再审制度的构建必须考虑影响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相互关系。在深入分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再审制度的基础上 ,提出完善我国再审制度的具体设想 ,即 :取消法院主动决定再审的权力 ;限制并逐步取消民事检察抗诉的权力 ;最终建立以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一元启动机制”。

农产品电商不同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 131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农产品电商不同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产品电商选择从P2P等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还是从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融资,这与农产品电商的户主禀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及区域特征变量紧密相关;在户主禀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区域特征变量方面具有优势的农产品电商,更倾向于从P2P等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反之,则倾向于从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融资。

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形象博弈的平台

2008年2月12日，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理由是他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尽力结束苏丹达尔富尔的暴力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不要把北京奥运政治化。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说，奥委会是体育机构，不要期望奥委会来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

论物权行为

我国物权立法日益迫近，而倍受各国学者称赞的被誉为物权法重要支柱之一的物权行为理论，却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责难。他们认为，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理论纯属“捏造”，“严重歪曲了现实法律生活过程”①，“承认错误的、甚至违法的交付也为有效”，“损害民法的公平和诚信...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应为独立罪名

在对刑法第 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行为的性质、罪过等方面进行法律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对这种行为仍定交通肇事罪是不恰当的 ,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应成立一个新的罪名“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

论法律权利的构造

法律权利作为权利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具有独特的构造方式。首先它由“利益”、“资格”和“自由行为”三个内部要素构成的一个权利实体，其次再由“法律认可”这一外部要素使之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强制的权利。其中利益是核心，资格是获得利益的条件， 自由行为是利益的表现和实现方式， 法律认可是利益的保障。正是因为法律权利经过其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构造，使之成为权利“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