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更替、产权性质与企业避税

国内外文献考察了企业政治关联产生的避税效应,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宏观政治环境变化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本文着眼于宏观政治环境与企业避税活动之间的关系,以2003-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比较这一关系在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官员更替将显著减弱企业避税,且这一负向影响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更弱。分样本检验的结果显示,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法制环境的改善将减弱官员更替与企业避税之间的负向关系,且相比于本地升迁官员,外地调任官员的官员更替对企业避税的负向影响更显著;上述影响差异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并不存在。文章排除了官员更替通过"信贷扩张"和"税收竞争"等可能途径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不仅提供了市级官员更替影响企业避税活动的经验证据,也对当前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整合与扩容:公司组织形态变革的本土路径

公司组织形态是公司法立法与修订的元问题,现代国家大多以不同的公司组织形态为基础进行相应的公司法律制度设计。公司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公司组织形态由最初的“自下而上”自发式演进,发展为现代“自上而下”的“建构式”或“回应式”演进。我国在公司组织形态变革上十分谨慎,与全球呈现“便宜主义”倾向的公司组织形态变革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公司组织形态“二分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新经济形式的出现,较为封闭的公司组织形态已经限制了公司制度功能发挥。公司组织形态变革应针对“中国问题”寻找本土路径,“整合+扩容”的思路可提供有益借鉴。在该思路推行中,通过综合运用“准用”“但书”等立法技术,同时辅以个别规范的差别处理,可降低制度变革成本,提高公司法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品质。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我国农业保险扶贫困境与法律保障机制完善

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化解农业风险、稳定农民收入、防控农民因灾致贫与返贫、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等基本功能,是推进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实施的内在需求。从精准扶贫视角来看,我国农业保险扶贫还存在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项目安排不精准、保险补贴不精准与扶贫到户措施不精准等问题。法律是农业保险扶贫的基本保障。我国农业保险扶贫法律制度不完善是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应通过革新指导理念,健全立法保障体系,准确定性农业保险、合理配置农民保险权利、构建扶贫激励约束法律制度、优化农业保险风险防控法律制度等推进农业保险扶贫法律制度完善,以促进农业保险精准扶贫功能发挥,有效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国家战略实施。

偏执型上访及其治理的机制

偏执型上访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可见于多种典型情形,其诉求缺乏合法依据,属于无理的范畴。上访人的心态是偏执的,在信访事项上寄托了很多情感,且上访过程中继续投入情感,进一步强化了偏执心态。偏执型上访很难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却又不能不接待。这是因为,信访不仅是法治事业的一部分,更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信访部门不能拒绝来访群众,不能置群众困难于不顾,从而实质上承担了无限的责任。上访人可以在法治体系和群众工作体系中自由选择有利于己的权利,信访部门却要同时承担两个体系施加的双重责任。在此压力下,信访部门实际上承担了心理疏导功能。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名与实——以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路径

实现一种以应然性价值共识为指导,再返回到实然性的规范宪法主义,从而为当前政治治理的正当性提供证立与阐释,是规范宪法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国概念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兼具形式法治国和实质法治国的内涵。从形式上看,包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统合下的规范实质,仍然体现普遍法治的基本要义,须强调法治与宪法、人权的内在关系。站在规范宪法学的基本立场,对宪法文本相关条款进行规范分析,有利于为当下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合理配置探析

我国当前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配置不甚合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自治立法权与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之间的权限范围不明,导致自治立法权形同虚设,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的自治立法权被虚置。要合理配置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等立法权配置主体应当依法行使权力,改变当前不作为和裁量权行使不当的情形,同时还可以考虑授权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部分自治立法权,从而解决人民代表大会会期因素所致的自治立法权行使不力问题。

让与担保性质研究

让与担保之设立在我国经济实践中不断涌现,很有深入研究之必要。在让与担保的法律构造中,所有权构成说的本质在于区分法律上的所有权与经济上的所有权,而担保权构成说的本质是将非典型担保典型化。附解除条件说(期待权说)仍是建立在所有权构成论之基础上。我国大陆地区让与担保制度的构建应基于其物权性质的属性以期待权说为理论基础,扬弃他国及地区的相关经验成果,妥善进行立法规制,以实现学理上的周延、满足实务的需求。

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及其成因

我国目前法律或国家政策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有着严格的限制,但随着市场和社会的发展,宅基地使用权隐性流转的现象越来越多见,暴露出制度本身及其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漏洞与矛盾、宅基地使用权的构成不明确、小产权房现象凸显、误将"宅基地置换"视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学理上的争议、市场机制对城乡二元体制的冲击、宅基地使用权的本质属性与过多的行政管制发生冲突等。

网络思想市场的失灵与法律规制

思想市场是指意见表达、观点交换的场所或机制,其本质上是一个公共论坛,沙龙、咖啡馆等是早期表现形式,现代大众传媒出现以后,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成为其另一种表现形式。网络思想市场则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思想市场,其观点的自由竞争往往容易演变为对言论自由的滥用并造成对其他法益的侵害,这是网络思想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负外部性。为此,国家通过法律规制使造成负外部性的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避免这种负外部性的发生。

让与担保与买回制度之比较研究

对让与担保的规制,首先要明确让与担保的地位和作用,这就需要将让与担保与现行法中有相似或相近功能的制度进行比较,从中发掘出让与担保的独特个性与特殊作用,以明确我国让与担保制度发展之价值。通过对德日两个主要大陆法国家中让与担保与买回制度的比较,并进而对我国大陆地区让与担保与相关制度进行实务区分,以体现出让与担保的独特优势、功能,突显其存在之必要性。

人权视域下考察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应然法则——由“微软黑屏”触及的系列问题展开

发达国家主宰下的现有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过度保护了其强国优势和跨国巨头的垄断利益,严重扼杀了发展中国家和后起竞争者的发展与创新权利,偏离了普遍的人权诉求,侵害了普遍人权。"微软黑屏"等行径给当前"网络法治"的构建,以及"人权保护"的进步带来极大危害和冲击。因而,应在法治框架内制定新的法律规则,正确处理知识产权拥有者个体利益与全人类集体利益的关系,强调对普通消费者负一定的宽容义务,同时,保有合理的知识产权公有领域。

科技金融融合发展下的湖南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法律保障机制创新

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创新型湖南背景下,加强湖南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是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两者双赢的基本选择。当前,湖南已经初步建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地方法律保障法律机制,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奠定了基础。但是,湖南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地方法律保障机制也存在指导理念欠科学、效力层次低与操作性不强、体系零散与实践结合不够等问题。湖南应以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目标为引领,从树立科学理念、明确创新路径、制定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基本法律、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法律机制与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机制等措施推其法律保障机制的创新。

两种德性伦理传统

德性美德是幸福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人的伦理本质,是使其成为一个道德的自觉存在,是推进幸福生活的根本。西方和儒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德性传统,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支点,建构社会生活制度。儒家坚信人的伦理本真和教化,追求超越己身的社群优先和做人伦理,这对培育公众美德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自媒体对媒介接近权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媒介生态格局由大众传媒主导向自媒体主导过渡,受众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取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进而表达自己的观点。自媒体对媒介接近权产生了重大影响,大众传媒时代提出的＂媒介接近权＂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土壤并开始逐渐消失。

18～19世纪英国治安法官简易审判的规范化改进

传统英国治安法官简易审判中掺杂有过多治安法官个人的主观作用。18世纪时,这一审判方式颇遭诟病。改革者认为,它缺乏确定性,无法为民众的行为提供指引。为此,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在治安法官简易审判方面进行了规范化的改进工作。改进后的简易审判在公正与效率方面做到了有效的平衡,在为民众提供救济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传统中国的家族义务与功能

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关键在于宗法家族制度的地位与功能。家族是传统社会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单位,家族模式作为生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基础具有范式意义。家族的维系和发展,由宗法和国家法共同规制。家族之内尊奉义务本位,具有互负性、偿报性和对等性。家族成员负有维系家族的经济义务、祭祀和延续香火的义务、赡养尊长的义务、荣耀家族的义务等。作为正式的制度,家族的功能非常广泛,具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功能、政治伦理功能、宗教祭祀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及子女教育功能等。中国传统的家族功能是保障生活秩序、维护和巩固政治秩序与主流价值观念的基础。

从古典到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美德

每个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和维系,既需要完备的社会生活制度作为基础,又需要良好的公民美德和公共理性作为精神条件。发达的公民美德有益于增强政治共同体的权威性与正当性、巩固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公民美德的培育应当以政治义务观念、公共善的理念和公民教育为基本维度。

基于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产业调节权配置研究

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政府调节机制是破解区域产业发展问题,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区域产业调节的功能发挥最为关键的是规范区域产业调节权的配置与运行。区域产业调节权应遵循权力法治原则、效率原则、权力制衡原则和决策权集中原则进行配置,在综合性区域调节机构、区域协调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区域产业调节决策权、执行权、绩效评价权与监督权等的合理配置,以保障区域产业调节权的有效运行。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农村家庭职业选择的代际特征：分异性抑或传承性

该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构建职业选择单方程模型与递归双变量概率模型,探讨农村家庭职业选择的代际特征。研究表明:农村子辈劳动力的职业经历与所从事具体职业的层次均优于父辈、职业选择所面临的约束明显小于父辈,且地区经济越发达、代际分异性越强;农村子辈劳动力的具体职业选择仍直接或间接受父辈职业选择结果的影响、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且地区经济越发达、代际传承性越弱。农村家庭的职业选择兼具代际分异性与传承性,发挥个人素质在职业选择中的主导作用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可有效阻断职业在农村家庭层面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