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抑或逻辑:对知识产权客体与对象之争的反思

"客体"与"对象"在词义上存在混用,法学中的"客体"与"对象"应参照哲学认识论作同义理解。刑法的客体理论基础存在逻辑上的失恰性,刑法客体与对象之分作为知识产权客体与对象之争的论据并不充分。民法中的权利客体结构实为一种双重构造体系,"平面"罗列式扭曲的权利客体难堪重任。从知识产权权能构造层面来看,知识产权客体也是一种双重构造体系,包括知识产权的支配、使用客体(信息)和知识产权的处分客体——知识产权(利益)。知识产权"客体"与"对象"之争实际上演变成形式逻辑与历史(经验)逻辑之争的命题。

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伦理性释义——兼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

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经过长久国际谈判效果略微或难成统一,发达国家引导的"生物剽窃"损害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益。钭晓东教授的著作《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立足于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系统梳理了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伦理性内涵及理论契合,补充论证了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的伦理性基础,以分配正义、生态正义与整体福利原则以及人权的国际语境为视角,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话语和制度构建提供不同的理论支撑。

从规则解释到文化视野——知识产权法学分析工具的演化

如何获得对知识产权法的认识,这是法学研究者的基本问题。从规则解释到文化视野的演变过程,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专属于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但这一过程如何在其中实现,则仍然属于研究者基本问题的构成。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以人类本身的智慧产物为客体,便使得跳出法律学解释的禁锢、以文化以及人文新视野来观察这一科学,更显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意义。

机制优化、困境摆脱与知识产权民事审判走向

知识产权纠纷发生的数量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完善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型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对知识产权民事审判相关理论争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制度的重构提出了建议,以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促进经济产业发展方面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论知识产权法上的公共领域无偿性

无偿性是知识产权法上公共领域的基本特性,对于保持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守护民主自由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人们的共识。目前,有学者提出公共领域的有偿制度。从经济学和审美心理学分析,有偿性增加创作成本,不能提高当代创作者竞争力,其国家管理基金的模式也因有损市民社会、对象无法把握、效率低等而不具有正当性和操作性。

论知识产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上尽管已有转让不破许可规则,但仍缺乏体系化的分析与合理化的论证。就在先被许可人是否有权在知识产权转让后继续使用知识产权客体的问题,在立法价值层面,应以维护在先许可交易秩序为取向来构建转让不破许可规则,使在先被许可人有权继续其使用行为。规则的实现路径依据是否以在先许可的公示为前提可分为权利继受保护规则和登记对抗制度。对比我国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立法缺陷,比较法上提供了根据许可使用权权利性质来确定转让不破许可实现路径和适用原理的制度经验。受此启发,我国应在明确专有和非专有使用权分别具有物权性和债权性效力的基础上,对专有许可适用登记对抗制度,对非专有许可适用权利继受保护规则,以此构建合理的转让不破许可规则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2022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79.8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4件。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对于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寻求公平与秩序:商标法上的共存制度研究

商标共存制度源于美国判例法中的蒂罗斯—莱格特纳斯规则,是维护善意商标使用人的制度之一。寻求公平与秩序是商标共存制度追求的价值。商标共存使用包括在后使用人的远方使用(remoteuse)和善意两个要件。商标共存制度的核心要件,随着互联网时代与市场经济一体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商标地域范围从物理间隔区域向网络空间的重叠扩张;主观善意从不知晓向不存在恶意转变。我国司法实践早有判例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认可了共存制度,但我国商标法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商标先用权制度与商标共存制度存在着区别。着眼于与商标注册制度的衔接,我国商标法实有必要引进商标共存制度,并明确商标共存制度的法律构造。

专利“侵权不停止”理论新解及立法完善——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量

基于当事人之间利益的衡量而允许专利"侵权不停止"是在现代科技创新条件下对专利权强保护规则所进行的必要调整。现有研究多在传统民法和专利法理论之外为此寻求合理性解释,存在一定不足。"专利侵权不停止"与添附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近似性,因而运用添附理论解释"专利侵权不停止"是可行和合理的。据此,专利"侵权不停止"的合理性在于实现鼓励创新和保全经济价值的公共政策目的,而采用债权救济作为替代旨在补偿专利权人正当利益的损失。为了与专利权限制理论相协调,明确裁判依据,并考虑到我国民事立法现状,应在《专利法》中规定专利"侵权不停止"的情形以及替代救济的适用规则。

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的改造——兼论我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

商标法上的注册制度与商标观念的变迁关系密切,注册制度的现代化与商标的财产化相伴相随。现代注册制度经历了从私人控制到国家控制的转变。从制度属性上看,对注册本质的把握有确权与授权两种传统。就商标的本质而言,确权更具说服力。注册制度具有权利推定、权利公示以及维护公共道德与秩序的功能。经由注册制度,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把那些有损道德与秩序的标志排除在商品市场之外。注册取得商标权尽管具有取证方便的优势,但其容易导致抢注及囤积商标,具有破坏诚信经营的负能量。为纠正注册取得商标权制度的弊端,我国《商标法》应当在规范商标使用的前提下,对商标注册的效力、先用权及商标共存制度等进行完善。

驰名商标反淡化构成要件的分析与检讨——以欧美相关理论为借鉴

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问题是商标法中的核心问题。反淡化究竟是否需要"商标近似"、是否需要以"间接混淆"为前提以及反淡化的标准究竟是"实际的淡化"还是"淡化的可能",是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中颇具争议的难点问题。从法理上清晰地剖析前述问题,并对美国、欧盟相关理论进行批判地借鉴与运用,不但有助于澄清错误观念,还有利于丰富相关的司法理论,为《商标法》的再修改提供理论支撑和学理支持。

网络服务提供者(ISP)信息披露制度——以著作权法领域为中心

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背景下,网络侵权数量呈现直线飙升。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建立使权利人确认直接侵权人陷入困境。著作权领域的司法和实践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立足我国的具体实际和网络现状,信息披露制度应当规定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在内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负有一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严格信息披露的条件,采用"通知与反通知"的履行方式,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披露制度下的责任分配,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行业规定。

商标授权确权程序中的公共利益与不良影响:以“微信”案为例

通过"微信"商标案我们看到,商标的标识功能和交流媒介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任何一件商标都不可能成为一项纯粹的私人权利,不可能与公共利益毫无瓜葛,决定了消费者应当成为商标法中"隐形的上帝",消费者所代表的利益应当成为商标法上的公共利益。在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所规定的"具有其他不良影响"时,不应当以根本不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标志或标志的要素本身为标准,而应当考虑该标志使用在其指定的商品上,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如果涉案商标将导致相关公众发生混淆误认,对已经形成的稳定的市场秩序造成消极影响,应当被认定"具有不良影响"。

诚实信用原则之于商标法

通过对商标法实施近30年历史的总结,论证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标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和作用,检讨了现行法和"修订送审稿"、"征求意见稿"在贯彻诚实信用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思路。认为应提高对抢注、恶意异议等不正当行为和侵权行为危害性的认识,强化对商标权的保护;关于确权程序的规定应当增加责任条款,并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版权保护技术措施的危害及其规制

无限制的版权保护技术措施存在着超越版权、侵犯人权和损害创作三大危害。实际上,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可以协调的。针对我国现行法不符合国际条约规定、存在过度保护技术措施的现状,《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应当对技术措施进行合理规制,从保护使用者利益的角度增加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个人使用限制,并允许基于个人使用目的规避技术措施。此外,应通过狭义解释技术措施的"有效性"来调节版权保护的范围,重塑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欧洲专利保险制度:发展、困境及启示

为了解决阻碍创新等问题,欧洲专利制度进入到改革轨道,专利保险制度因其功能和作用而成为其中一环。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受欧盟委托的CJA咨询公司先后于2003、2006年提出两份报告,制定了强制专利保险方案,但遭到强烈反对,至今无法推进。丹麦近年实行的PatentEnforcer完全由私营保险公司运作,已推广到其它3个国家,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我国在修改《专利法》的过程中,应当总结欧洲的经验教训,坚持专利制度促进创新的原则,结合我国国情,采用政府、保险公司、企业等齐头并进的方式构建专利保险制度。

论音乐作品编曲的可著作权性

音乐作品编曲是对音乐如何表现、以何种方式表达的创作,编曲过程基本上决定了音乐作品最终表现形式和表达效果。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对改编作品的保护,音乐编曲作为音乐改编的一个种类,只要满足改编作品的要求,即以原作品为基础的表达和达到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就应该认定为"编曲作品",并承认编曲者的著作权人地位,使编曲者的权益得到保障。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判例,并未给予编曲以作品认定,这也凸显出改变编曲尴尬法律地位的紧迫性。认定音乐编曲的作品地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是尊重著作权法制度的目标与价值的体现。

软件反向工程:合理利用与结果管制

由于传统版权法基于"思想表达二分法"的理念,版权体系本身并不保护作者在作品中蕴含的思想,而只注重保护作品的形式。软件作品在版权法意义上具有若干种存在形式,从编写到运行中间经历了若干次的变形。通过对软件进行反向工程所了解到软件的设计思路或算法安排等"思想",并不处于传统版权法的护佑之下,软件的设计者无法对反向工程的结果主张权利,于是便转而寻求对反向工程这一技术手段加以禁止。欧美的相关立法说明,反向工程应当被界定为一种中立的使用作品的方式,应当管制对反向工程结果的不正当使用,而不是限制反向工程行为本身。

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与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兼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生态文明的演进,生态利益博弈已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博弈的新领地。借助新型法律制度,如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控制,争夺国家话语权已成重要目标,且已经成为提升与促进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组成部分。《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从这一视角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方面,借助对"遗传资源、生物剽窃"等基础性概念内涵的界定,为遗传资源获取知识产权惠益分配等核心问题的系统探讨奠定前提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探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的研究,系统论证了遗传资源领域国家话语权与国家利益。从而在为我国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战略配置与对策设计提出建议的同时,也从"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环境利益调整-国际利益博弈"的思路逻辑层面,为新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研究提供新视角。

“机器写手”的著作权问题研究——以机器人代写新闻为例

"机器写手"通过特定的软件编写新闻,其著作权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然。采用机器撰写的新闻是否构成作品、能否受到著作权法制度的保护以及如何确定权利归属、认定侵权,需要立足于现有的法律规定,结合编辑工作的具体特点以及机器人写手工作模式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