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品牌体系评价与形象提升研究——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例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加强其品牌形象塑造,将有助于打破行政区域划分的限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城市品牌符号的竞争,增强城市群的吸引力、传播力、凝聚力和号召力,促进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在借鉴相关成熟指标和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建构由经济发展、创新能力、宜居水平、文化影响和品牌传播力等5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33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城市群品牌评价体系,并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内36个市(区县)进行测算。研究结论如下:城市经济越发达,其城市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部分区县文化资源开发存在较大差距;除核心城市外,多数城市的品牌传播力指数较低,表明地方媒介的作用与效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创新、宜居和文化等四个方面,提出成渝双城经济圈城市群的整体品牌形象提升战略与整合传播策略。

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研究的问题、重点与难点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和实现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是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必然要求。理论源于实践,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决定了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明确理论研究相关问题,把握重点、难点,是回应和指导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实践的前提与基础。

“君子儒”与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其根本宗旨是唤起人自由自在的人格境界,激荡起心灵深处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在人格与人才培养的今天,缺失一种主流方向,尽管不断有人文学者呼吁文化的重构,但是当代大学生人才培养与人格塑造的理论依旧不够成熟,儒家倡导的"君子儒"形象实则是当代大学生人格培养的根本准则,对"君子儒"的探赜,可以对大学生人格和实践的培养中起到指导作用。

师道尊严与大学精神注塑

师道尊严乃大学精神之关键内涵，其与大学精神共相始终。细究师道尊严之形成非基于身份，而成于德能，即作为教师应需具备修身、弘道、授业之三大条件。师道尊严不唯代表了大学人文底蕴与精神风范，更昭示着学术内群体之基本价值诉求与学术人格取向，最终沉积为师门传承、学术流派之潜在内核与外显规范。

品牌意义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回顾、应用与展望

品牌是携带意义的一种符号。作为一门研究意义的学科,符号学为品牌意义的创建、解读以及消费者行为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分析工具,能够帮助研究人员探寻品牌意义的内在结构及其生成、传递与解读的机理。目前,品牌意义的符号学研究范式主要有结构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范式,其中结构主义符号学范式包括索绪尔的二元对立理论、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巴特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符号学等;实用主义符号学范式包括皮尔斯的三元符号论和符号三分法、雅各布森的传播六要素与语言六功能以及转喻和隐喻理论、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等。本研究通过梳理发现两大范式在研究对象、应用范围、研究方法、涉及学科等方面存在差异。结构主义范式主要聚焦于意义的结构、维度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有助于揭示意义是如何由内部要素彼此关联来构建与表达的,从而更好地诠释现象。在品牌意义的研究领域,结构主义范式可以通过结合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来探讨品牌的价值与意义维度以及文化符号功能。实用主义范式则主要聚焦于意义的创造、传递与解读过程,强调意义传播的过程机制而非解读意义本身的内涵,有助于揭示意义创造、传递与解读的过程机制。在品牌意义的研究领域,实用主义范式可以通过结合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运用质性或量化研究方法来探讨品牌相关要素的表意机制、品牌意义的消费者解读机制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等。未来应着重加强品牌意义的生成机制与关键操作、品牌意义的社会互动与数字共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赋能自主品牌符号意义建构与符号价值提升等议题的研究。

中国人国货意识淡漠的影响因素模型及其引导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国货意识淡漠是中国社会情境下的一种普遍现象,它对本土企业发展、民族产业振兴以及国家经济安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为什么中国人普遍缺乏国货意识,影响因素是什么,该如何进行引导,这些都是当前十分重要的现实命题。文章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了译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情感意识、自我概念、来源国形象、社会规范和宏观环境是国货意识淡漠的主要影响因素;情感意识、自我概念和来源国形象是内部影响因素,社会规范和宏观环境是外部影响因素,各因素对国货意识淡漠的影响方式和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国货意识淡漠的影响因素模型,着重分析了内外部影响因素对国货意识淡漠的作用机制,并从增强政府部门的国货意识、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国货意识引导的积极性以及提高民众树立国货意识的自我说服效果等方面,提出了国货意识培养的具体策略,其中政府部门是国货意识培养的发起者和重要推动力量。

不同属性外国品牌负面信息披露对品牌来源国认知的影响

品牌来源国刻板印象是中国社会情境下的一种典型社会认知偏差,如何反转品牌来源国刻板印象是当前亟需研究的重要命题。以社会信息环境中的民族中心主义信息和外国品牌负面信息为刺激线索的实验研究发现:民族中心主义刺激仅对手提电脑质量组外国品牌负面信息抑制抽象外国品牌态度偏好和购买意愿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表明民族中心主义刺激对外国品牌负面信息抑制抽象外国品牌偏好具有调节作用,而且存在产品属性差异;同时,民族中心主义刺激还对商业贿赂组的具体本土品牌态度偏好、食品质量组和商业贿赂组的具体本土品牌购买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民族中心主义刺激对外国品牌负面信息反转具体本土品牌偏好具有调节作用,而且存在产品属性差异。

本土品牌负面刻板印象生成的根源及抑制对策——刻板思维与符号认知的视角

本土品牌负面刻板印象是中国社会情境下的一种典型社会认知偏差,人们的品牌态度和消费行为已受此束缚。这不仅给本土品牌成长造成了极大伤害,而且阻碍民族产业的振兴,威胁国家经济安全。本文借助刻板思维与符号认知理论,从企业、政府、媒体和文化环境等方面对本土品牌负面刻板印象生成的认知环境进行了文本分析析,得出的结论是:本土品牌自身的良莠不齐和高端产品匮乏是根本原因;而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策略、政府行为以及消费异化环境虽然不是构成本土品牌偏见的主要原因,但它们在偏见地解释符号意义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从企业、政府和媒体等角度提出了抑制本土品牌刻板印象、优化本土品牌成长环境的战略对策。

转变本土品牌负面刻板印象的媒介传播战略研究

本土品牌负面刻板印象是当前中国社会情境下的一种典型社会认知偏差,其过分概括化对本土品牌成长、民族产业振兴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了极大伤害。本土品牌负面刻板印象是消费者长期社会化经验的稳定的评价表征,大众传媒的报道策略虽然不是形成负面刻板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但它在偏见地解释符号意义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媒体报道会影响受众认识这一观念所涉及的对象或符号。为此,本文在文献探讨的基础上,对本土品牌负面刻板印象生成的媒介效应进行了文本分析和反思,揭示中国媒体话语失衡的根源在于国家利益本位与自觉意识的缺乏;在此基础上,重点提出了转变本土品牌负面刻板印象、建构反刻板化拟态环境的媒介信息来源与媒介传播战略。

企业文化、价值承诺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文化是品牌塑造的基础,而品牌在本质上是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自己也能从中获得价值的一种"承诺"。那么,究竟中国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意识如何,这种意识或价值承诺是否与企业绩效显著相关?为此,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企业文化理念中价值承诺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数量与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率、净资产平均收益率以及股票价格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业绩优秀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关注数量要显著高于业绩不佳公司;通过把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划分为"缺乏"、"1种"、"2种"、"3种"、"4种及以上"等类型,发现公司净资产平均收益率与利益相关者关注类型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要影响,那些重视利益相关者的上市公司,其经营业绩要显著高于没有这些企业文化特征的公司。从总体上看,利益相关者缺乏或淡薄的公司有161家,占50.3%,而关注4种以上利益相关者的公司仅有30家,不到10%,这表明多数上市公司的企业文化理念和利益相关者意识还比较落后,与塑造强势品牌的差距较大。

清季张之洞“君子儒”探赜

儒家标榜的"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儒臣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征,通观张之洞修身治国思想,可以从他的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经世务实等方面得到佐证,他的学术宗旨和治世理念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而他本人,也应成为千百年来"内圣外王"的又一个大践行者。

论中国与东盟航空合作的战略选择

国际航空业发展的自由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与东盟的航空合作应以实现增强本国航空业竞争力及实现区域交通便利化的地区共赢局面为目标，采取分国家、分层次、分阶段的策略稳步推进。我国政府对航空业的管制手法，航空公司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亦应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形势之发展及目标之实现。

传统中国“师徒如父子”隐喻及其伦理关联——师生关系之传统塑造及现代转型

本文在解析传统文化之伦理关联基础上,以师生关系为视角,探究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之师生关系所蕴涵之价值基础及其伦理关联,并认为"师徒如父子"之伦理逻辑必然包含师生关系之伦理钳制价值目标,从而导致对教师之德行、智能之权威假设,于规范教师言行之际,强行导引学生之言行合于道德规范。其中,虽存在诸项理性价值缺失,但确乎于教育理念中渗透了必要之道德伦理滋养,师生关系之现代转型实则意味着从传统之身份强制道德关系转为权利对等法律关系。

中国古代的家奠弔祭仪制

祀祭丧葬文化在我国古代繁缛的礼节仪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丧葬制度以礼教符号为载体,将个体的哀痛情感内化为文字以试图对死亡这一永恒概念进行审视和对话,通过礼教来对弔祭程序进行点缀,使得丧亡的个体生命在"礼制"层面上存活于吊祭者内心成为了可能。家奠是诸多祭祀仪制中的一种,它受到"昭穆制"与"祭不越望"观念的影响,对它起源与仪制程序的考证,可以探求古人在祭祀中的细微心理,从中可以得出,家奠弔祭仪制应当是诸多繁杂礼仪中个体情感最为真切的一种,从已有的文献资料中高度提炼出家奠弔祭的一般程序,有助于我们对古代生死哲学的探赜。

边缘到共同体:符号学视野下的女权主义

语言符号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定义,这使得性权力伴随着语言符号的差异而不断的变化与修正。语言符号是产生权力的根源,女性性权力正是基于此而具有历史性和变动性,在研究女性社会属性这一问题上,试图通过引入语言符号来对性权力做一个全面的、客观的认知:语言符号如何介入性权力而使得其产生,在伴随着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的语言差异是如何对性权力造成影响,在现代社会,语言符号又是如何改变女性性权力被压迫被剥夺的事实,社会性别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性权力的转化,而性权力的转化又是怎样通过语言符号差异的体现,成为了本文需要探讨的重点。

表示义务的性质及我国《产品质量法》对表示义务的规定

本文是对产品质量法有关表示义务的规定的专门研究。作者首次归纳比较了产品标识与商标的区别，对表示义务的法律意义作了扼要讨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全面、精致地阐释了我国《产品质量法》对表示义务的规定。作者在分析表示义务的具体内容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如根据产品的性质和产品使用者的情况确定产品提供者是否负有警示义务以及如何正确履行警示义务等。

语言距离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语言距离是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领域不可忽视的因素。选取2001—2017年的22个样本国,以样本国的来华留学生数量为因变量,以样本国与我国的语言距离、国内生产总值、地理距离、是否接壤为自变量建立引力模型,研究语言距离与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语言距离越大的国家,教育服务贸易出口流量越小,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两国的语言距离降低10%,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可能会增加50.5%。因此,应通过加大汉语国际推广力度、重视服务贸易中的语言因素、发展国内语言服务产业等举措来降低语言因素对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不利影响。

顾客多忠诚与新店铺寻求的融合行为研究——基于纵向追踪与深度访谈的混合方法

现有文献探讨了顾客多忠诚与多样化寻求的存在性、动机及影响因素,忽视了餐饮等快消品行业中顾客多忠诚与新店铺寻求的融合行为现象。本文以餐饮消费为例,运用消费历史账单的长时间间隔纵向追踪研究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得到如下结论 :餐饮顾客存在无忠诚、单一忠诚和多忠诚三种忠诚类型,其中多数顾客为多忠诚;顾客忠诚类型与外出消费频率显著正相关;多忠诚顾客不仅在多忠诚店铺之间,也在忠诚店铺与新店铺之间频繁转换,典型特征是多忠诚店铺间歇性重复消费与新店铺寻求的融合行为;该行为是由多忠诚动机(包括价值动机、决策动机和社会动机)、新店铺寻求动机(包括求新动机和新忠诚店铺开发动机)、厌腻消除动机(包括实际厌腻和未来厌腻)共同驱动,受到行业特征(高替代者吸引、低转换成本)、消费者个体特征(高消费频率、高探索倾向)及参考群体等前置因素的影响。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消费行为现象——顾客多忠诚与新店铺寻求的融合行为,厘清了融合行为产生的动机与前置因素,基于消费历史账单的纵向追踪分析,为洞察长时间间隔的消费行为规律提供了纵向研究范式的借鉴。

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实证研究——基于“大我-小我-国货”平衡的视角

由于来源国刻板印象、面子观等社会规范压力的存在,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他们在态度上实现了由"国货偏见或淡漠"向"国货偏爱"的转变,必然存在"大我-小我-国货"的态度平衡。本文借鉴相关理论,提出了爱国主义情感与国货意识形成之间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其研究假设,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以及国家集体自尊对"大我"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大我"需要又对消费者自我肯定程度以及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大我"需要、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以及自我肯定共同对国货意识的形成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国货意识消费者与国货偏见消费者心理机制的比较——基于受众网络跟帖的质性分析

消费者国货认知的心理机制包括情感机制、信息加工机制、自我调控机制和个体调节机制。本文以"中国人赴日暴买势头加剧"的受众网络跟帖为例,通过编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面对该新闻,国货意识消费者会激活强烈的爱国情感,在移情作用下激发支持国货的强烈"大我"需要,进而主张理性消费、降低面子观,并在认知上选择性注意民族主义和本土品牌反刻板化两类信息,通过命题评价得出若干支持国货"必要且可行"的支持性证据;国货偏见消费者由于缺乏爱国情感的启动,会以消费自由、爱国与消费无关为理由,反对支持国货,从而在认知上选择性注意本土品牌刻板化信息,并通过命题评价得出若干支持国货"不可取、不可行"的支持性证据。研究还表明,国货意识消费者具有显著的正面社会情绪和渐变论特质,国货偏见消费者具有显著的负面社会情绪和实体论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