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法社会学研究70年

发端于19世纪末期西方学界的法社会学在中国找到了广袤的发展土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社会学研究经历了30余年的沉寂,而后迅速复苏;近40年来,中国法社会学研究从译介西方法社会学理论,发展到运用法社会学解释社会问题,再到在“本土”语境下反思学术研究的知识贡献,呈现出繁荣景象。70年来的法社会学研究仍未完全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要实现法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需要建构起中国语境下的法社会学理论体系。

重回价值治理:韦伯技术治理理论研究

“理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为现代人建构起了一个深度依靠技术进行治理的社会。技术治理使得人类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也为深度依赖工业与资本的社会埋下了“现代性”的陷阱———技术治理下的社会虽然运转高效,但人在其中只是一个“零件”;人们通过理性构建起科层官僚制和形式化的法律制度,技术化的社会制度却逐渐走向了冷酷与实质的不正义;人们借助科学与知识认识了客观世界、实现了“祛巫除魅”,价值多元的时代却使得人们在面对价值领域之间的冲突时显得无所适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未来感到悲观,但他同时也为如何在价值多元的“诸神时代”坚守自己的价值信念指出了道路。坚持责任伦理,在技术治理的社会中坚守自身的价值信念、实现自身的价值治理,是重新回到“有意义的生活”的可行路径。

五百年来意大利关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研究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1532年出版之前,以手稿形式在意大利广泛流传。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它反响不一:一些读者认为它坦率地、间或讽刺地描述了坏统治者使用的罪恶手段,以造福人民;其他人读出了对僭主的邪恶劝告,以帮助他们维持权力。从古至今意大利人对《君主论》的看法揭示出了这本书的多面性:耶稣会成员看到了不敬神和不道德的马基雅维利;启蒙运动和浪漫派读者看到了揭露僭主罪恶行径的人民的共和主义捍卫者;意大利复兴运动期间,读者强调其为意大利的自由而战的公民和爱国者身份;法西斯主义时期,读者则将其视作民族主义作者——认识到人民主权的局限性和武力的必要性。此外,在过去五百年的意大利历史中,还有更多对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的不同解读。

“做工作”:策略型乡村治理的逻辑与局限

“做工作”是基层干部实施乡村治理的重要方法,不仅体现了村干部的治理能力,也清晰展现了当前我国乡村基层治理独特的生成逻辑。通过对“做工作”这一本土术语的分析,可以从乡村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中抽象出关系型、程序型和权力型三种工作类型。面对中国社会内部伦理社会、程序社会和压力社会这三重属性及其矛盾关系,村干部在“做工作”具体方法的选择上表现出实用主义特征。乡村基层干部将各类方法、技术、规则、手段和策略--不论其性质和实施成本如何--作为实现治理目标的规则,从而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形成策略型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作为转型时期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目前乡村基层社会运行的混合逻辑。但是,策略型治理模式也包含着诸如排斥规则之治的局限。

制度与组织:一个综合性理论——兼论新制度主义对法社会学的意义

新制度主义源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制度理论,以及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制度理论纷繁复杂,而斯科特试图使用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整合早期的制度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斯科特划分了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制度要素,并使用逻辑、能动性、载体及分析层次等范畴呈现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与问题领域。斯科特的综合性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地图,让我们更方便地参与新制度主义的对话。此外,在中国的法学研究中,新制度主义与法经济学展开了许多对话。但作为社会学重要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却没能和中国的法社会学展开对话。从新制度主义对法律的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理论自觉等方面来看,在法社会学内部推进新制度主义法学研究,大有可为的空间,而斯科特的综合性理论为此提供了一张理论蓝图。

现代性国家的发生、困境及其疗治——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法哲学解读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对现代性国家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现代性国家的发生,主要指的是政制构建中理性对机运的驾驭。小人国和大人国的政制都为机运所主宰,两者在机运成就下有着相互转换的可能,斯威夫特在小说情节中暗示,理性能够成为驾驭机运、实现理想统治的手段。关于现代性国家的困境问题,斯威夫特分别从技术理性和道德理性两个层面展开论述。批判现代技术理性的飞岛国和批判现代道德理性的慧骃国是现代性国家的一体两面,两者都是现代理性运用的典范,也都存在用人为构建遮蔽现实性的问题。小说中描绘的慧骃主人和彼得罗船长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分别象征着斯威夫特提供的两种疗治现代性国家问题的方案。慧骃主人对格列佛的教育是古典哲人式的,通过辩证思考重新理解人的中间状态,重新向现实性敞开;彼得罗船长则象征着宗教传统的教育,宗教传统的外衣遮盖了残酷的真理,维护了道德和良善,让格列佛重获"健全的常识",重新回归人群、回归普通的幸福。

重访法律制度主义:新旧之别与异同之辨

法律制度主义存在新旧之别,旧制度主义将作为制度的法律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机构,新制度主义则基于制度性事实追求“规范主义的社会现实性发展”,并在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方法论多元主义以及实践理性及其局限方面取得基本共识。但其内部仍存在诸多差异:行动的形式目的理论与非正式言语行为理论;实践推理的逻辑理论与实践推理的合理性理论;制度的规范观念与制度的习惯观念;实证主义立场与和后实证主义立场。在法律制度主义百余年的学术理路、理论渊源和发展内涵上,规范主义与反规范主义得到有效调和,理论基础和内容得到发展和完善;理论自主性得到不断强化;以此为指引,当前国内的法律制度研究应更注重“经验研究的规范主义发展”。

“建设性”法律现实主义——对卢埃林法律现实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卢埃林认为,法律不是纸上的规则,而是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官行为;司法判决结果不由规则决定,而由社会的具体事实决定。卢埃林基于规则无法客观描述法律实践和保障裁判确定性两项理由,批判了以兰代尔为代表的法律形式主义,主张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客观观察法律的实际运作,致力于寻求保障司法判决结果相对合理的现实确定性。而坚持事实中心的社会科学方法和“宏大风格”的法律技艺传统才是通往现实确定性的真正道路。他晚年把研究重心放在技艺理性上,笃信兼容情景感与审慎理性的裁判技艺对实现法律确定性的可靠作用。从整体上看,卢埃林的法律现实主义是一种“建设性现实主义”,既有法律规则的“怀疑”面向,又有法律确定性的“建设”面向。在理解卢埃林“建设性”法律现实主义这一点时,我们将尊重卢埃林强调研究法官行为本身的重要性以免它沦为法律“自动售货机”的愿望,这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