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立法需求分析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现状及其发展、现行能源法制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决定了必须加强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相关的立法需求主要表现在:综合性立法,即根据我国实际状况,制定符合中国能源特色及其发展趋势的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全面性立法;专门性立法,即根据各种不同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特点,"因能制宜"地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特殊性立法;地方性立法,即根据各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结构及特点和可开发利用的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与该区域能源相适应的特色性立法;协调性立法,即基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复杂性,从体系和制度上强化协调的配套性立法。

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

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在数字社会,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的规范有效,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数字化塑造正义空间,使正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从“比例正义”到“计算正义”、从“个体正义”到“群组正义”、从“契约正义”到“场景正义”、从“接近正义”到“可视正义”的深刻转型。当前在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复合型规范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数据源头规制、算法赋权制衡和平台算法问责等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规制保障数字正义的实践基点。下一步数字正义的治理结构优化,还需要在基础机制上充分配置数字权利及其救济方案,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规制实施主体与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科学设计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基于“5．12地震”展现的行政法治化路径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法治化的行政相对人更有利于催生出法治化的行政主体。故行政法治之构建,需要行政相对人担负起主体角色,履行主体责任。在"5.12地震"中,普通民众秉持法治精神与政府善意合作,实现了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个案回归。主体性回归以及由此形成的交往理性提供了一个异于传统方式的行政法治化进路,并标志着"和谐行政法"时代的到来。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模式转型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经历了动员式参与模式、嵌入式参与模式,进入到“专社结合”的参与模式。专社结合的社区矫正参与模式既无法解决专门机关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价值冲突,亦无法缓解社会力量参与自主性、持续性、均衡性不足的实践困境。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融入社区矫正制度可以统合多元社会主体间的价值选择,通过核心价值的注入疏解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不足的现实困境。实现从“专社结合”向“社区矫正共同体”的模式转型。通过党的认同性整合、激励性法律规制、倾斜性政策扶持可以为社区矫正共同体模式构建提供组织、制度、政策的三维保障。

授权与监督:国家权力配置的中国逻辑与当下拓展

孟德斯鸠所开创的分权制衡理论成为西方世界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归依。我国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并非源于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学说,而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理论所构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之上,其核心逻辑是议行合一及民主集中制原则。议行合一所隐含的人民主权不受限制的理论,决定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居于源头地位,从而为具体国家权力的授予性配置和单向性监督奠定根基;民主集中制则隐含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下的国家机关分工制约的理论,进而为国家权力的具体配置确定明确规则,不仅体现出国家权力的横向分工和制约,还体现出最高国家权力对下位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授权与监督'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但也面临着进一步成熟化、定型化的现实问题。我国国家权力配置'授权与监督'模式的成熟化,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坚持议行合一原则,不断优化人大制度,提升人大监督权威;二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强化横向权力制约,强化国家监督作用;三是重视司法独特价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法治规范权力运行。上述措施有助于促进国家权力配置由'监督'结构向更加优良的'监督制约'结构转型和定型。

图书馆员伦理的认知与建构

图书馆员伦理昭示着个体对于他者的主观倾向和价值秉持,渗透着责任维度以个体为轴心的向外拓展和辐射。以此为分析的起点,图书馆员伦理良性效应的塑造自然对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知识的自由传达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图书馆作为知识效用发挥的媒介,图书馆员的个体伦理不仅促成整体伦理的存在,其属性亦直接影响图书馆业发展的社会效果。因此,探讨图书馆员伦理的范畴,以其知识性、德性、人性和责任性为着手点,进行善性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

重大疫情信息披露的法治完善——基于新冠肺炎防治的思考

重大疫情信息披露包括信息的对内报告、通报和对外公开发布两种机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未对二者加以区分,混淆了疫情信息对内报告、通报之权力运行逻辑和对外公开之权利保障逻辑。因制度设计偏向疫情信息的对内报告、通报而忽视了信息对外公开,导致行政权内部运行的一些惯例被不恰当地适用于疫情信息对外公开机制中,如下级须经上级授权、批准或同意才实施行政措施,由此产生“疫情未经授权不得公布”的错误理解。此外,由于缺乏权利保障的理念和信息公开的外在压力,疫情信息对内报告、通报也因缺少足够监督而反应迟滞。有鉴于此,重大疫情信息披露应当厘清权力运行和权利保障两种逻辑,并构建起公共参与的机制以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城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地方性法规体系的问题及对策

优化城市地方性法规体系的目的在于满足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它可提高城市现代治理的立法需求契合度,可作为评价城市立法工作质量的重要依据,可平衡立法供需结构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可转变城市治理理念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当前我国城市地方性法规体系还存在协调性和系统性有待提升,为民性体现得不够充分,供需平衡性依旧需要提高,精准性和精细化仍然不够强以及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主动性有待加强等问题。优化城市地方性法规体系,需要促进法规内部的有机协调和系统配套,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立法,需要注重法规供需动态平衡并适当放宽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以拓展城市治理维度,需要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精细化立法,需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地方性法规体系建设。

从贿选看我国选举制度的完善

贿选在破坏我国人大制度的同时,也反映出了选举制度所存在的问题。究其缘由,中国历史上捐官制度设计渊源、利益的驱使等是贿选发生的一般原因,而选举制度本身的不足及选举监督惩罚不力则是贿选发生的主要原因。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需建立专门独立的选举主持机构与专职代表制度,在差额选举基础上引入竞选机制,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有条件地限定候选人资格并保障社会流动人口的选举权利,同时还需完善选举保障监督机制,加大对贿选的惩罚力度。

同案同判的法律一般性根基

法律一般性是指法律规定行为的一般类型及其处理方式,并普遍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人群。在理想状态下,同案同判是法律一般性经由司法裁判的逻辑结果。而在实践中,面对必然存在的障碍,同案同判无法总是成为逻辑结果,相反,需要将同案同判变为司法要求,以形成一致性判决,进而实现法律一般性。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同案同判的制度化可以进一步推进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判一致性,这种制度化不是对依法裁判可有可无的补充。同案同判有其独立于依法裁判的价值,错误判例获得遵循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同案同判的价值基础最终还是回归了法律一般性。

延迟退休立法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延迟退休理应进入法学的研究视野。延迟退休反对者所主要担心的合法权益公平保障以及立法保护缺失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手段有效解决。针对现有退休立法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借鉴域外延迟退休立法的经验,我国延迟退休立法宜采取渐进式分层级模式,条件成熟时建议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休法》,分别规定退休法的基本原则、退休年龄、退休权益、特别规定以及法律责任,充分保障公民的退休权益。

我国高校教师评价机制的困境与策略

我国的教师评价起步较晚,传统教师评价的评价目标与教育发展存在偏差;评价模式落后,难以适应评价机制的需求;评价方式单一,影响评价效果的真实性;评价机制难以处理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对此,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路径就是建立、健全发展性教师评价机制,并从多维视角设计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反馈平台,客观、公正、透明、有效的教师发展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外部督导机制等四个方面推行发展性教师评价机制。

美国法语境下公民福利权的证成及其启示

宪法上的福利权在美国宪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受美国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早期美国社会福利政策被定位为政府公共救助政策。国家福利政策的持续性推进引起了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奠定了福利权生成之社会基础。学术纷争与法官裁判则在客观上充当着"宪法上福利权"推动者的角色,从而促进福利政策向福利权利的转变。迈克曼等学者借助罗尔斯的正义论有力地论证了福利权的宪法正当性,并从建构宪法政治对话机制的角度阐释了"宪法福利权"的宪政功能。美国法上公民福利权演变为宪法权利的进程表明,宪法福利权的创设是历史的必然。在当今中国,这项权利同样为宪法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不可或缺,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清末官吏对立宪与地方自治关系的认识与表达

立宪与地方自治的关系是清末的官吏阶层立宪主张中的核心议题,他们主张以地方自治作为立宪的基础,并纷纷上奏朝廷请求立宪,并以地方自治为先导。他们或以立宪国的经验为据,或以宪政生成的逻辑为理,或以中国国情为凭,各抒己见,说服朝廷锐意立宪,首先推行地方自治。但他们的主张,多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以强国为宗旨,把立宪的希望更多寄托于地方政制的改革。

审计问责 要“动真格”

近几年来，审计不断揭露出不少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甚至涉及到一些中央部委、银行、国有大型企业，客观地讲，这种“屡审屡犯”现象的发生有多种因素，但与我国原有的审计制度也有一定的关系。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虽然初步建立了我国的审计工作体制，但是对被审计单位的责任追究制度却不够健全，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一个纪律或者道德约束，审计出来的许多问题结果是“不了了之”，没有对相关责任人“动真格”，缺乏责任追究。一些单位特别是有关领导干部没有把审计监督放在一定的责任高度来看待，所以也就不断有人违规操作，以至于“屡审屡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