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全面深化背景下行政法的发展动向分析——兼论“授权论”应为新时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中国行政法正在发生体系性变革。在“党的领导”成为宪法原则,以及党政机构合署合设改革背景下,党权与政权、党纪与国法正在法治的体系内融合发展。公共行政的转型以及新行政法的兴起,将进一步拓宽公私合作的领域,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将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传统规范主义的行政法正向着功能主义的行政法转型,“授权型”行政法和“授权论”将成为行政法的一种理论认知模式。功能主义的行政法着重强调行政权功能的发挥,是对行政权天然“恶性”“侵益性”预设的突破,在这种模式下所形成的政府形态,将是一种超越于“限权政府”并有别于传统“大政府”的“广义政府”形态,其以“人民中心主义论”为基础,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为基本目标。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当前重庆市行政执法难点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写作本文前,我对重庆市行政执法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调查了解,现打算通过切入典型案例的方式开始对重庆市行政执法的难点问题进行一番思考。案例一:重庆市直辖后,为缓解重庆的老大难问题——交通拥挤、车辆乱停乱放。重庆市人民政府于1997年12月1日对市区内的主要街道提出了治理整顿的要求,发出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主城区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此通告共22条,被称为政府七号令)。内容是:治理中巴车乱停乱放,宣布取缔机动三轮车(残疾人专用),对于不执行《通告》规定的。

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的法理诠释与实践向度

网络谣言的产生、传播机制具有特殊性、复杂性,网络谣言具有的显著社会危害使其治理成为网络社会的必然选择。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是网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法治命题。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不仅蕴含着人民监督与国家监督有机协同、相互协调的法理逻辑,也因内含多层次法理原则而具有丰富的法治精神内涵。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需秉持法理型治理思维,在尊重法律规范、法治秩序的基础上围绕基本法理实行综合治理。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坚持以法治思维方式统筹、融贯整个治理体系,确保由治理体系到治理能力全面、系统的法治化。当前,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可围绕信息公开、网络监管、行政执法、民事措施、刑事司法等领域的法治化拓展治理路径,并通过激励型机制、专业型机制、重点人机制及新技术运用促进实践中的治理效能提升。

美国和法国违宪审查的政治属性及启示

违宪审查制度是适应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各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利用司法权进行政治斗争或妥协的特征。在美国是司法性组织行使政治性职权,在法国是政治行为被赋予司法特征。违宪审查为政治争论提供中性的法律平台,使其在法律框架内转化为理性的辩论。违宪审查制度赖以生存的终极权威来自于人们的信任。在我国由什么机关来承担违宪审查的职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这个机关能拥有一种独立的超然的地位,如何树立这个机关的权威。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适用

对于《监察法》在民族自治地方的适用,应注意与《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等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做出的特殊规定的协调衔接。为化解“法法衔接”的问题,促使国家监察全覆盖目标的实现,基于《宪法》《立法法》《刑法》等的规定,有必要在《监察法》上明确规定并授予民族自治地方根据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特点变通适用《监察法》的权限,以实现《监察法》“刚性”实施与“柔性”变通的有机结合。民族自治地方变通适用《监察法》时需要考虑《监察法》变通适用的效力范围、职务犯罪处置,以及变通立法等问题。应注意的是,民族自治地方变通适用《监察法》时不能违反《宪法》《立法法》《刑法》等的基本原则,也不能突破国家监察全覆盖的制度框架。

中国特色“二维”监察权:属性、使命与功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设的监察权是一个既涉及党的治理又涉及国家治理的有中国特色的"二维"监察权,其所具有的党的监督与国家监督相协同的"二维"属性,使国家监察监督在整个国家监督体系中具有十分突出的权威性和刚性。基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工又相互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配置理论,"二维"监察权的本质属性当是制约执行权从而服务决策权的监督权,但这种监督权既非"一般监督权"也非"法律监督权",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权力监督"之权。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根本定位应是履行"权力监督"使命的"权力监督机关",这一特殊角色使其在国家治理中应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新时代国家监察监督制度之建构理据、运行价值、效能增进

新时代国家监察监督制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制的拓补完善,国家监察权属于党的监督全面统筹下的国家监督权,国家监察机构属于党统一指挥下可实现国家监督全覆盖的国家监督机关。国家监察监督制度在国家监督制度体系中具有权威性、全面性、基础性,其“权力监督”功能要求其必须通过权威、全面、有效监督维护社会稳定,捍卫民主法治,进而将中国制度的根本优势转化为现实效能。新时代国家监察监督制度效能的提升重在实现监察权行使的主动性、高效性、全面性,保障监察权运行的公开化、程序化与法治化。同时,要遵循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监察监督与其他国家监督、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协调互补的共治逻辑,强化法治约束和内外监督,解决运行中的关键问题,通过对公权力的有效规训应对风险社会的国家治理挑战。

“风闻言事”:监察谈话的可能与不可能

现行《监察法》第十九条指出:"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作为调查措施的"谈话"制,其与中国古代监察官员根据坊间传闻即可立案纠劾的"风闻言事"制度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二者在行使其谈话权时难免会面临共同的问题,即对监察权力现实的过度使用或滥用。在当前监察谈话法律规则的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若监察用权行使过当,则易重蹈历史上风闻枉滥的覆辙,若用权不足,又则无法满足"红脸出汗"常态化的党内执纪监察要求。

监察机关协助行政诉讼执行的逻辑理路——以行政机关拒不执行责任谱系建构为视角

行政机关拒不执行落实法院生效的行政裁判是行政诉讼的一大难题,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主观上承认执行但实际却并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拒绝履行等形态。行政机关拒不执行裁判是一种行政不作为,情节严重的仍是构成拒执罪的行为。对行政机关不执行落实行政裁判的行为进行规制,就有必要架构党纪、政纪、法纪三个维度的责任体系,建立纪检监察协助行政裁判执行的衔接机制,以实现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诉讼目的.达到重塑行政机关形象及增强政府和法院公信力的价值目标。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运用的规范化研究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运用是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和国家为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相统一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与创新性实践,是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违纪违法行为行使处置裁量权的具体表现。实践中"四种形态"运用主要还存在适用条件不清、缺乏统一的裁量基准以及适用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规范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运用,须统一"四种形态"运用的裁量基准,规范其具体适用程序机制,建立"四种形态"运用的案例指导制度,并需适时通过体系性的立法确立适用的规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