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壮族的民族精神——以民族法文化为视角的考察

从民族法文化的角度审视壮族的民族精神,壮族的法律精神作为其民族精神的次生系统,可以概括为:集中体现于壮族《麽经.布洛陀》中的和谐精神,反映在壮族伦理道德《传扬歌》中的正义精神,壮族民间故事中蕴含的善良精神。三种精神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壮族社会的法律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清代“斗杀”探析——以刑部驳案为中心的考察

斗杀是清代命案类型之一,《大清律例》关于斗杀的规定非常细致,具体可分为常人斗殴杀、同谋共殴杀、不同谋共殴杀、有特殊身份关系的斗殴杀、以斗杀论五种类型。爬梳相关驳案处理方式,清代斗杀驳案分为三种情形:一是驳轻重不实以情罪相符;二是驳错定斗杀以引断无误;三是驳类推不妥以比附相当。清代斗杀律例并行且全面系统的立法规定,以及依律断案、情罪允协、注重说理的司法实践生动呈现出其追求立法完善与司法公正的法理意蕴。个中所彰显的审断方法和法律精神于今依然有重要启示。

景颇族婚姻纠纷解决的法理分析——以两起案例为中心

婚姻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婚姻纠纷的发生亦在所难免,婚姻解纷机制随之应运而生。文章以两起田调纠纷为例,揭示了景颇族婚姻解纷机制的运行逻辑,阐述了景颇族婚姻解纷机制的现实价值,最后得出结论:应当重视民间解纷机制。

回顾与反思: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人民法庭——兼谈对当下司法建设的启示意义

建国初期,迅速适应形势,建立稳定、有效的国家机器和政治经济制度是头等大事。国家面临着对原有社会秩序进行全面改造和重新构建的任务。在建国初期的各种运动中,人民法庭无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种法庭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理解的法庭有着极大的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今天的法庭旨在解决纠纷以保持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建国初期的法庭则更强调破旧立新,在改造旧社会,重建社会新秩序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改造和重建的任务,这要求社会成员的最广泛的参与。回顾与反思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人民法庭的历史,对于思考今天司法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

法律人群体是独特的社会群体。随着法制的近代化,我国法律人群体逐渐形成。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环境下,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和陪都,众多法学名宿和法律精英荟萃,构成中国近现代法制史上的一大奇观。探讨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对于我国近现代法律人群体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元代“约会”审判制度与多民族国家的治理

"约会"审判制度是元代创立的,规定不同户计,即不同职业、民族、宗教的主体之间因民事及轻微刑事纠纷发生诉讼时如何管辖和审理的制度。它形成于世祖时期,经成宗、武宗、仁宗时的发展而日趋完备。该制度实质是按户计分别管辖体制下的协调机制,在实施中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那不是该制度本身的问题,且该制度能适应元代对多民族国家治理及对某些特殊户计管理的需要,其合理性是主要的。

中外新约与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的变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独立的的司法主权。自清末以降,政府和民众为争取国家司法主权的完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大了维护司法主权的外交斗争力度。以1943年与美英两国订立新约为标志,最终实现了百年来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愿望,终结了外国人在华领事裁判权及相关特权。以此为契机,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于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分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融入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开端。

中国近代票据立法的反思

中国近代票据立法的评价 过去，在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法制，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一般持否定态度。但笔者认为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要看到其值得肯定的积极方面，也要揭示其消极方面或不足之处，以期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票据立法作出客观的评价。

多民族混居区域传统法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以渝湘鄂黔相邻地区为对象的考察

从法律文化的视角,以地处我国内陆腹心的渝湘鄂黔相邻地区为"标本",对多民族混居区域体现和谐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提炼,着眼于传统与现实的对接,探讨多民族混居区域传统法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路径,对于当前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巴楚民族文化圈”的演变与现代化论纲——以民族法文化的视角

目次一、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形成二、巴楚民族文化圈的特点三、巴楚民族文化圈传统法文化的转型与现代化'巴楚民族文化圈'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其地域范围,包括今重庆主城区以东长江、嘉陵江流域,鄂西清江流域,湘西武陵山地区和黔东北地区。巴楚民族传统文化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迄今仍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土家族、苗族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传承。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探讨巴楚民族文化圈发展的历史轨迹、特点、民族法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对于当前本区域土家族、苗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及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进程中.

蒙元流刑考辨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流刑之制有许多独特之处。而相关律典的散佚和文献记载的含混,给我们今天研究此类问题带来了较多的困难。迄今为止,相关论著对蒙元流刑制度设计及运作真相的研究歧异较大。而从实证的角度着手,通过对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针对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则能够比较清楚地探明蒙元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蒙元初期沿袭金代流刑之制并加以折代变通;至元八年以后,独具特色的流刑制度逐渐形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变通律令的现象仍十分普遍等问题。

试论“巴楚民族文化圈”的特点——以历史文化的视野考察

在我国中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存在着一个与古老的巴、楚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区域文化圈,即"巴楚民族文化圈"。其独特的地域性,各民族文化的同源性,及其演变的趋同性,为其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发展逻辑的整体奠定了文化基础。

论民族地区法律信仰的建构

法律信仰足法治现代化的基石,民族地区法律信仰的培育是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习惯法信仰的根深蒂固和法律运行的不足是民族地区民众法律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培育民族地区民众的法律信仰,不仅需要推动变通立法和普法宣传,更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地将民族信仰逐步转化为法律信仰.实现民族信仰向法律信仰的创造性转化是建构民族地区法律信仰的一条捷径.

义利并重: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二维向度

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取得实效的基础是"义利并重",即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其中物质激励是基础,精神激励是关键。只重物质激励,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只重精神激励,就会深陷空想主义的泥潭。只有二者并重,高校教师激励机制才能取得实效。完善高校管理的相关制度是高校激励机制取得实效的保障。

古典自然法学派财产权建构的两条路径及其启示

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最早探讨财产权建构的法学流派。其内部的建构逻辑呈现出两条路径:一条是以格老秀斯、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权利论",另一条是以霍布斯、卢梭为代表的"主权权利论"。它们是理解近代西方国家宪法财产权条款的两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我国现行宪法的财产权条款在总体上呈现出两条路径交汇的特点,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造成了我国宪法的财产权条款与社会主义条款之间的张力。而调和的方式似乎是对两类条款的分别应用。未来我国在建构财产权时应继续沿着"主权权利论"的路径前进,从实定法的角度出发,为财产权构建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对具体内容的规定方面,应当更多地借鉴"自然权利论"的理念,对公民私有财产予以更全面细致的保护。

礼法时代的民间法律规则体系抉微

民间法律规则体系包含宗法族规、乡规民约、地方立法和少数民族法规。其中宗法族规和乡规民约渊源于礼俗文化,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受到名门望族和官员士大夫的推崇,旨在约束宗族成员和乡邻百姓;地方法规和少数民族法规渊源于国家律令,在大一统体制下地方法规是国家律典在地方施行的具体表现形式,以稳定地方秩序为首要目的。民间法律规则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趋向,都与家国礼法的需求相一致,并丰富和延展着中华法文化的内涵。

法律学说司法运用研究的新境界——评《论法律学说的司法运用》一文

公正是法律的永恒追求,而司法是实现法律公正的主要载体。然而如何通过司法运用实现法律公正却是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彭中礼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法律学说的司法运用》一文,深刻探讨了如何运用法律学说以实现司法公正的问题,其中不少洞见的确值得警醒与反思。经多次仔细研读,深感其有许多嘉惠学人之处,将彭文拓新面向及商榷之处一并展示,以利法律学说司法运用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全面保障少数民族人权

人权是权利的最一般形式，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人权的理念的认知，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人权理念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制定和实施不同的民族政策。中国的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全面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理念，是较好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内在基础。

民初平政院对官民土地所有权纠纷的裁判

民初由于国有土地私有化进程加快、土地流转频繁,因此,围绕土地所有权的讼争构成了民初法律实践的重要场景之一。土地所有权讼争的事由有政府为制止私人纠纷而没收争议地、政府认为私人侵占官地而收归国有、个人认为政府非法处分私人土地三种。平政院作为北洋政府时期最高行政审判机关,在处理土地所有权讼争的过程中,除依据国家制定法外,也援用了民间交易习惯和条理。管窥土地所有权纠纷案件的行政审判实践,彰显出民初个人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平政院为维护个人权益、监督政府行为、推动法治进程所做的殷殷努力昭然于世。

中西诚信传统比较及其对我国政务诚信建设的启示

诚信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之一。诚信概念结构的双重维度隐含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更多地以一种伦理规范的形式存在,始终没有成为法律的固有原则。而在西方,自古罗马以来,诚信就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作为基本原则贯穿于法律制度中。有鉴于转型时期政务失信行为多发的现实,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为此,必须同时关注道德和法律两个维度,积极谋求中西政务诚信传统的互补与融合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自律的"道德诚信"与西方社会重视制度他律的"法律诚信"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