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业线上一流课程的实践探索与思考——以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MOOC为例

法学专业线上一流课程的建设需要重点抓好教学微视频的设计、互动机制的建立、混合式教学机制的运用以及检验与评价机制的构建四个环节,并且以良好的建设基础、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强大的教学团队、精细化的教学内容和全面、贴心的运行维护确保其内在品质。线上一流课程要做到持续运行,需要教育管理者合理施策、教师积极参与以及对学习者的双重驱动。

建设一流研究生课程 培养一流法治人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改革实践探索

介绍了西南政法大学以培养一流法治人才为目标,以项目建设方式开展法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改革的实践探索。改革以课程责任教授制为核心,全面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质量监督保障机制,健全教改资助和奖励机制,全面促进了法学研究生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程序改革与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新目标。实施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程序改革需要全面把握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提出的时空维度,准确理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含义和内容,深入分析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程序改革所面临的机制困境及体制难题。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优化应当成为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调整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职权配置的同时,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制及司法权运行机制的前提条件及制度基础。

认罪认罚案件中侦查中心的表征、是非与应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皆可适用,解剖其适用实质,是侦查奠定了认罪认罚的主基调,形成了以侦查为主,检法辅助的运行模式,是较为明显的以侦查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围绕的核心还是侦查,核心的外围,是对侦查的细化、补充、完善,并未真正动摇侦查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形成检察中心或者审判中心。于此,认罪认罚与侦查中心交集的提升效率、庭前预断、要件审查、二审信任可以保留,但对实体和程序错误需要警惕。应当确保侦查机关对案件取证、定性的准确性,强化公安司法机关对疑点和争点的实质审查,将明知性、明智性、自愿性分列保障,保障被追诉人反悔后的对抗能力,以维持实体和程序的底线公正。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位阶对接和法法衔接问题研究

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处于高低不同的法律位阶序列,刑事诉讼法归属于惩治犯罪的国家基本法,而监察法归属于惩治腐败犯罪的特别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位阶高于监察法。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国家法治化的战略任务,与人权保障的国家使命及正当程序价值理念,对于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进行位阶对接和法法衔接提出迫切要求。完成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位阶对接和法法衔接,需要理顺监察法与宪法、刑事诉讼法的高低位阶关系,并通过具体制度机制确保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的完整性和有序性。

镣铐下的艰难起舞——评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中国刑事诉讼再修改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不少改革举措颇具亮点,值得称道。但改革面临诸多障碍,可能抵消预期的成果,亦可能限制刑事程序的进一步发展。从转型国家刑事诉讼改革的共同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未来的发展定位应是:法典化、设立程序宪章、建构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以及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

走向刑事宪法?——以宪政框架下的法国刑事诉讼改革为背景

自2000年以来,宪法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微妙关系因频繁的刑事诉讼改革以及公民个案违宪审查权的创设而成为法国学术界最炙手可热的问题。刑事程序的合宪性规制技艺、内容设定以及效力范围均成为讨论的重中之重。法国宪法委员会在宪政框架下确保了刑事诉讼改革中的"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构建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较为良性的互动。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法国的做法在欧洲大陆职权主义国家具有普适性。中国当下可能很难短时确立违宪审查机制,但可考虑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序言性条款,允许法官在刑事诉讼法存有漏洞或与基本人权相冲突的情况下直接援引序言条款予以排除适用。

对抗制·羁押率·简易程序适用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中的流行误区剖析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对抗制诉讼模式,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对抗制以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为存在前提,以对抗性的文化为支撑。我国不具备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条件,因而增强职权因素,强调公、检、法机关的客观义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同样,我国也不具备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条件,所以缩短羁押期限、减少办案环节才是我国提高诉讼效率的基本途径。

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招生环节,应当注意适度压缩招生规模、扩大推免比例,保证生源质量。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环节,应当注意增设相应的实体法课程,强化实习,为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打下基础。在教学环节,课堂教学可以采用师生同堂授课的方法,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通过举办学术沙龙、学术讲座的方式,开辟第二课堂。强化导师责任,对学位论文进行集中开题,严格学位论文答辩,也有助于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

司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由人民评判,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司法理念。该理念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和人民司法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成为我国十八大以来司法实践和司法改革的理论指南。践行该司法理念要坚持让人民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司法要便利人民、保护人民、取信于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的目的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学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挖掘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理念的深刻内涵,为实现司法公正的伟大目标提供行动指南。

刑事诉讼法学教材调查报告(1996-2009)

1996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出版的全日制本科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多达199部,涉及70家出版社,在总体上呈现出数量逐年提升的发展趋势。对其中79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抽样调查显示:教材在著作形式上以主编类占主导,以编著类和专著类为补充;责任者为正高职称的教材数量占了绝对多数,但是,正高职称的作者比例较高的教材却不多;教材在内容、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我国应当采取措施限制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随意出版和提高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权威性。学生和教师在问卷调查中所表达的观点促使我们应当关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内容和结构的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误区及价值匡正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存在诸多误区及认识论和方法论谬误,必须及时加以检讨和纠正。改革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画地为牢;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消极无为。而是坚持普遍经验与本国国情的有机结合,坚持有目的、分阶段、按步骤实施,通过从上而下和逐步推进的方式渐次展开。亦即,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应当坚持本土与域外制度的兼容与平衡从而匡正其价值取向。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实施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针对价值。

司法专业化与社会化的适度平衡:台湾观审制改革及其启示

观审制改革是目前台湾讨论最热烈的"司法改革"议题。所谓观审制,是让经由一定程序选出的普通民众担任"观审员",针对一些重罪案件,全程参与第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评议时,观审员虽不能参与表决,但可以表示意见,为法官下判作参考。观审制改革是台湾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与日韩的国民参与审判立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观审制主要包括观审员及其选任程序、观审法庭组成及适用案件类型、审判程序、评议程序四部分内容。观审制对目前河南省正在进行的人民观审团机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严三宽”育英才——民事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之检讨

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博士生培养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通过贯彻"三严三宽"即严格要求、严格标准、严格管理和宽松、宽融、宽厚原则来实现的。但学生质量、生源、导师指导、学生学习时间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突出的现实针对意义。

刑事司法中专项治理的发生逻辑与常态化进路

专项治理已成为公安司法机关应对刑事司法领域紧迫问题的常用机制,一些重大的刑事司法改革也常带有鲜明的专项治理特征。这与专项治理不断增强的手段合法性、公安司法机关的社会治理功能、结果导向的刑事司法理念、我国的政法传统等密切相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框架下,刑事司法领域专项治理的开展面临着诸多限制,但专门机关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于专项治理的偏好。从组织合法性的角度看,专项治理的发起可以理解为相关主体在面对常规刑事司法积累的突出问题时对利益相关者群体评价压力的一种能动回应,而对压力类型的不同偏好决定了各参与主体的不同行动逻辑。只有在理念、制度、机制等方面做好衔接设计,才可能突破专项治理的常态化悖论,形成专项治理与常规治理有机协同的长效治理模式。

论不动产司法拍卖中涉税冲突之协调

在不动产司法拍卖中,存在税务机关搭法院强制执行“便车”征收税款的现象。究其成因,主要在于“先税”范围的扩张、包税条款的绝对优先以及征税行为的模糊性。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纳税义务的偏离,一定程度上减损买受人和被执行人的权益。对此,需要明确征税行为属于特殊行政行为,不能简单地由征税机关直接扣划,而是需要区分税种项目,对特定税种项目赋予优先性,通过特项税款优先扣划、征税机关参与分配、合理运用信用惩戒来协调涉税冲突难题,以平衡私法之债与税收之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兼顾税负公平分配价值目标的达成。

中国式刑事证明结构: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

1979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的证明结构。它既体现在侦诉审关系中,也体现在上下审关系中。在这一结构中,公检法在各自主导的诉讼阶段只有调查程序和方式的差异,并无查证责任和目标的差异。后端办案机关有接力查证的责任。接力者具有依照法定证明标准选择是否接力的判断权,也有选择接力主体、范围和方法的裁量权。《刑事诉讼法》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均朝着优化结构的方向前行。我国刑事证明结构具有如下鲜明特色:一是事实认定权力的去中心主义,二是专门机关查证责任的同质化,三是查证范围认定权的单元化,四是“调查”真相演变为“接着查”真相,五是作为查明真相协助者的辩方。

证人出庭“三要件”的法教义学解读

通说认为,证人出庭“三要件”中“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为决定性要件。该观点符合当前绝大多数案件法院均以“无必要”为由限制证人出庭的司法现状。然而根据立法原意,证人出庭“三要件”处于平行、独立地位,不得以“有必要”为决定要件而忽略了对前两个要件的判断。在坚守“证人出庭为原则”基本立场基础上,以“三步检验法”重新构建证人出庭审查内容:第一,“控辩双方有异议”注意提出异议时间、异议方式以及异议主体;第二,“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应当从证人证言所蕴含的“待证事实”内容出发,由申请方承担初步证明,法院履行“无重大影响”说理义务;第三,法院认为“无必要”出庭仅限于明显重复、合理预断以及证人基于特殊原因无法出庭三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