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分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努力缩小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分析了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聚焦于缩小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文章认为,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文章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是增强“五个认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和共赢的;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民族地区经济总体上实现了高速、持续和包容的增长,虽然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大,供给质量在有效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显著提升,这些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章认为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

中国少数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展评估——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几个代理指标,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全面小康建设的进展状况发现:第一,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全面小康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但与总人口比较,除平均预期寿命外,其余指标的实现程度离全面小康还比较远,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和城镇化,差距尤其大。第二,少数民族全面小康建设族际间显著不平衡。第三,从各地区少数民族全面小康实现程度看,经济发达地区少数民族主要以散居为主,全面小康实现程度高,而集聚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低。因此,未来5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重点也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政府支持的重点在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着力于加强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着力于加快传统农牧业的改造,可持续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着力于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着力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乡域、县域经济一体化,夯实底部经济;着力于加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大中专教育,进一步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着力于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宏观经济在险增长研究(1992-2022)

中国宏观经济在稳增长和降风险之间寻求着平衡,基于IMF提出的国家在险增长GaR(Growth at Risk)分析框架,文章使用1992-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定量刻画了在险增长程度和尾部风险的时间演变。主要结论是:第一,增长分布具有尾部不对称和期限跨期替代,左尾更具有时间波动性,右尾则相对保持稳定,在不利冲击后,增长分布在短期呈现左偏,加大下行风险压力,冲击影响在长期逐步减弱。对增长作用的跨期替代效应上,外部条件正向作用明显减弱,金融条件正向作用逐步凸显,金融脆弱性负向作用和经济条件正向作用有增强趋势。第二,从低增长到高增长阶段,经济条件对经济增长均为正向作用,金融脆弱性则是负向抑制,外部条件主要为正向作用,而金融条件低增长阶段是负向作用,高增长阶段是正向作用。第三,在静态预演下宏观政策调控有助于经济稳定。目前工作重点在于金融领域,降低金融脆弱性,加强宏观金融监管,收紧金融条件,降低外部波动不确定性。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基于民族八省区50个地级城市的样本数据,采用Fare-Primont指数法测算了民族地区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并以此作为度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进一步分析了民族地区城市发展质量的动态变化与区域差异、发展质量与数量增长的关系,以及发展质量提升的潜力。结果显示:2006-2017年,民族地区城市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在波动中有所下降,其中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有明显收敛的趋势,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则在不断变化;根据发展质量和增长数量的相对关系,民族地区的地级城市可分为质量高数量高、质量低数量高、质量低数量低、质量高数量低四种类型;不同城市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发展质量改善潜力,且对于大部分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在发展质量潜力释放中具有重要作用。鉴于质量发展的城市异质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欲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需采取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政策,并注意通过倾斜和干预等形式补齐不同城市在要素资源上的短板。

生产网络、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生产网络的角度出发,利用产品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构建内生生产网络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产业结构变迁会伴随着生产网络中产品部门的变化,部门的变化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影响其下游部门的投入组合,从而使其生产成本降低,最终使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2)利用我国2007、2012、2017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生产网络,通过对比各年的网络指标,发现我国高度中心性和中介性的部门类别都发生了明显转变,都是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说明我国部门之间的投入组合变化较大;(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部门投入组合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呈正相关,即产业结构变迁能够使全要素生产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