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深化的策略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现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三五"期间,国家开展精准扶贫的攻坚工作,扶贫须要扶智,扶智先要通语,要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带来"语言红利"。因此,应进一步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普及程度与规范水平。文章依据语言调查的成果,分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现状,并从语言国情与语言规划出发,提出深化推普工作的语言策略,为在民族区域推广普通话,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众素质,实现经济与文化脱贫提供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2010年普利策新闻奖最新趋势剖析

2010年第94届普利策新闻奖评选在网络传播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网络元素大大增强。其透露出来的评选导向是:新媒体的价值取向在于公共利益为先和非盈利性质,业务上重新重视调查性新闻报道,经营上注重新老媒体的资源共享,形象上更关注草根阶层,并重视促进环境问题的实际解决。其最新的变动趋势集中表现为:网络媒体在普利策新闻奖框架里评价因素的出现,并且与专业主义的新闻价值判断——环境新闻理念相结合,使得非盈利模式的网络媒体在公共利益领域被赋予了更大的使命与更高的期待。这也许是美国网络媒体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民族志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

1956-1964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特定时期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认知,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调查的延续与变化,其文本体现了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渗透。本文将其放在民族志的视阈下进行探讨,用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对比新中国之前的民族调查,审视调查者在全景式的认知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如何借用民族志,利用其异质性特征,完成对中国的“原始社会史”及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认定并将其纳入中华民族的整体叙事中。民族大调查形成了对中国的整体再认知,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地区手机报的优势与困境及发展策略

手机报作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互通演化而成的一种新兴传媒,有效地弥补了传统媒体某些先天性缺失,尤其在地理环境较差的民族地区,它具有传播快捷、方便,不受山区地理环境的制约等优势。但经过几年的市场实践发现,手机报发行量少,市场不热,前景与困境不言自喻。为使民族地区手机报更好地体现传播效能,必须不断改进经营策略:淡化商业性、增强事业性,增加内容信息量,采取小众化经营策略,培育市场,创新传播技术和功能等,这样才能使得手机报在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中凸显优势,为更多的干部群众认可并接受。

杨升庵——为中华民族成长做出贡献的伟大哲人

杨慎的一生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六处基本地域。在充军永昌戍边的岁月中,他发扬着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光辉和美,在中华西南边陲撒播'民心相通、美美互鉴'的种子,用中华学术之美、文学之美、书法之美、五伦伦理之美吸引着、感动着云贵川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对杨升庵的接纳和尊崇过程,就是加深中华大西南各族认同的文化与心理的融合过程,正是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体现出杨升庵对中华民族成长做出的重要贡献。杨升庵不愧是为中华民族成长做出贡献的伟大哲人。

“民族国家”想象的知识谱系与现实境遇——以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文学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方式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在知识逻辑与现实境遇之间遭遇了不同的困境与悖论,而发端于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也难逃这样的历史宿命。在"文化寻根"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知识话语中,始终包含了"个人"与"现代民族国家"、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话语纠葛,而且其背后暗含的"现代性"的地缘政治和权力话语逻辑也使"寻根"在有所"洞见"的同时造成了新的"遮蔽"。

论壮族山歌《坡芽歌书》的文学性

《坡芽歌书》是壮族传统民歌的一种古老却特殊的传承形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部用古老形态的图画记录民歌的文献,集中了壮族民歌的精华,它所包含的81首歌诗具有文学的属性。文章从《坡芽歌书》的文学性出发,分析了其在结构、语言和审美上所展现出的文学美,同时研究了歌书的文学、美学、民俗学及文化价值。

王光祈戏曲思想试探

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人物王光祈(1892—1936),其戏曲思想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王光祈赴欧留学并改习音乐学,在西方近现代科学音乐理论的指导下,审视中国古典戏曲艺术和现代戏曲艺术,创作了多篇极具学术价值的戏曲论著。文章从王光祈的论著着手,论证王光祈在中西方比较音乐学的基础上立足于探索中华民族复兴国乐观的戏曲思想。认为,王光祈的戏曲思想,在中国戏曲研究上有着开拓性的作用,对川剧等戏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数据”对影视营销的影响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与移动通信已经让我们处于一个以“PB”（1024TB）为单位的结构与非结构数据信息的新时代,信息爆炸已经累积到了一个蓄势待发、引发变革的程度.在大数据时代,诸多科学门类、行业都会发生巨大甚至是本质上的变化和发展,进而影响人类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近年来,影视作品的发行和营销深受影响,格局大变.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教育70年回顾与展望

本文梳理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教育70余年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当前的具体特征以及与普通高校教育模式"同质化"、实践环节薄弱和师资紧缺等现存问题;指出:民族地区新闻人才现状和舆论大局为少数民族新闻教育提供了光明发展前景,同时它必须探索和建立自身的教育特色与教育模式,培养"差异化"和有竞争力的新闻人才。

新媒体语境下网络低俗语言的生成与传播

作为语言生活中的不文明现象,网络低俗语言反映了特定时期内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故针对它的研究既有语言学价值,也兼具社会学和文化学价值。文章以"屌丝"作为语言标本,描写了使用频度较高的网络低俗语言的使用状况,并借鉴社会语言学理论分析在虚拟化、交互化的新媒体作用下,具有负面、低下特征的语言形式是如何复制、传播的,深入探讨了网络低俗语言频现的社会文化背景。此外,本文还从汉语应用与规范的角度,指出网络语言规范化的意义,提出正确的语言态度,为更好地净化网络语言环境,培养网民健康的语言习惯提供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解构理论的“始基”及其重建——重新反思文字的起源、媒介与我思的关系

如果把德里达的"差异、踪迹、异延"思想视为是解构理论的"始基",那么,这一"始基"就既表征了解构理论的创见,又表征了德里达的言说困境及其局限。基于此判断,本文引入言说或文字书写的"媒介"维度,重新解读了德里达的名文《柏拉图的药》,以及柏拉图的《斐德罗篇》,重新反思了文字的起源、媒介与我思的关系,进而重构了解构理论的"始基"并进一步分析了此重构对于当今现实的意义。

高原上的坚守——多元文化冲突中的阿来和《格萨尔王》

阿来在重述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既再现了民族英雄原型,也将自己对故事的思考融入到小说中,让格萨尔王具有了新的生命力。阿来的《格萨尔王》是他双重意识的表达,是他对传承民族文化使命的思索,最终阿来通过重述为自己使命的履行找到了新的方式。

自然人性的发现和表现——李贽“童心说”与欧洲人文主义比较

少数民族文化与文论经典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与文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彼特拉克开欧洲近代启蒙思想之端,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明代回族思想家、文学理论批评家李贽首倡"童心说",喊出中国近代哲学、美学、文学第一声,似也堪称中国启蒙思想之父。人文主义和"童心说"在哲学上构建了自然人性论,并以之为武器批判天主教神学和宋明"新理学"——"新神学"中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人文主义和"童心说"的文艺思想都是其哲学思想的延伸,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和本质内涵,都主张把觉醒后的人作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都主张从市民中找诗,都主张作家要具有人文主义思想或"童心"并彰扬人文主义思想或"童心"等。欧洲人文主义者打着"回到古希腊"的旗号,创造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文学;李贽推崇、尊重孔孟开创的先秦儒学,猛烈批判程朱理学,其非孔反孔言论主要针对道学家把孔子思想神化为亘古不变的教条而发。欧洲人文主义者秉承模仿说,更突出社会生活对作家创作的决定作用,更强调文学的反映功能;李贽秉承"言志"、"缘情"说,更突出创作主体的作用,更强调文学的表现功能,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自然人性表现观。李贽的"童心说"与欧洲人文主义无"贸易关系",但与人文主义文心相通,并体现着中华文化与文论的传统和特色。

侠气的构成:义、勇、游、信

"侠气"是中国大众评判人格的核心标准之一,是中国式英雄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是它缺乏确切的理论表述。"侠气"应由"义"、"勇"、"游"、"信"四要素构成,四者相互联系、相互包容、相互交织,而各有其特定内涵和侧重。从其"应然义"、"当下义"和"意象义"角度,对其"实然义"、"历史义"进行梳理和整合,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为侠文化的社会功能进行规范性的阐释。

“非遗”光环下的保护与传承——人类学视野下中医针灸的文化探析

中医针灸2010年入选世界非遗"名录",意味着一直处于边缘文化的中医学正式走上世界舞台,向中心文化圈挺进,可遗憾的是"非遗"属于文化范畴,也就是说,联合国承认了针灸的文化性,但并非认可了针灸的医学科学性。已有5000多年历史的针灸疗法,长期以来传承高手都在民间,他们默默恪守着自己的医德,为民除疾苦,而以保护文化遗产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今天,针灸的保护和传承在很多场所成了形象工程,针灸医生也成了表演者。近来了,中国传统医学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被文化绑架,被国家权力所掌控,被外行媒体所抄作,作为中国文化一份子的中国医药文化,包括针灸文化被揠苗助长,加入了过多的配料,开始变味了。如何让中医针灸在纯粹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健康生存,让其科学性在纯正的文化氛围中得以最佳的体现和发展,不仅是中医界,也是社会科学界必须关注的问题。

传统汉语言文化的当代语境与现代传承——兼议语言文化类节目的文化价值

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以汉语文字、词汇为题材的语言文化类节目因其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和传播价值而广受好评,在快餐文化模式大行其道的当今社会具备独特的文化影响力。文章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阐释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通过分析该类节目所折射出的当前中国语言生活状况,呈现传统语言文化所面临的当代语境,并由传播学理论进一步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形式,更好地发挥语言文字事业在提升国民语言能力,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文明,传递核心价值观念以及促进民族情感认同方面的作用。

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杰作对话

"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和确定,从学理上自觉而明确地肯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西方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其所谓"世界文学"之"世界"常常遮蔽了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诸多在文化/文学上自成一体的族群主体,是"有缺陷性的世界性"。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杰作比较研究、平等对话是改进、完善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需要,是建设、发展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理论的通道。

方言生态危机下的地域小说创作--以沪语小说《繁花》为例

汉语方言在与普通话的共存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当前绝大多数小说文本也都单一地使用普通话,而其他方言却在文学创作中"失声"多年。按照文学语言学的理论,从沪语小说《繁花》方言写作的语言特色与语言策略,可以看到方言和地域文化如何为小说创作注入新活力,同时也提升自身语言文化价值与魅力。

从作者论解读李安电影中的文化特质

从1991年的《推手》到2007年的《色·戒》,李安电影类型的多样组合风貌说明了李安电影的独特性格。在当代"美学―政治"的配置中,李安电影的文化特质代表一种融合的、跨文化的以及反思人性的美学情怀。透过人性的共同思维与感受,李安浓厚的人文主义艺术思想已超越了单一国家的限制。李安的电影,不仅再现了全球化下电影工业的特殊发展模式,同时也创造了文化流动与整合跨界的后现代视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