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出游障碍性因素分析--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以西南民族大学学生为例,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大学生旅游愿望强烈、但出游率不高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制约在校大学生群体出游的主要障碍性因素分别是经济因素、学习因素和心理因素,分析其产生的关键原因为经济不独立和学习压力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解决的途径,为相关旅游行业拓展市场和开发旅游产品提供建议和参考。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状况研究——来自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H镇的调查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切实保障各族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的重要内容。本文在深入调查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H镇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状况,以及各族群众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不仅要着眼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鼓励和扶持民族地区优质公共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根据各族群众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文化服务,而且要有意识地为推进各族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目标导向和方向指引,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提供公共文化支撑。为此,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变被动服务为主动作为,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改善供给侧结构,实现有侧重点的标准化和有效率的均等化;创新内容和形式,不断引导和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贵州郎德模式的成功实践

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贵州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在顺应旅游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作为村寨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核心价值贯彻始终,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城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郎德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郎德模式的成功实践

在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在顺应旅游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作为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核心价值贯彻始终,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城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一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文化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与路径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旨在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时,计划明确部署“注入新内涵”“打造新线路”“发展新业态”“培育新主体”“用好新基地”5大主要任务。那么,当前中国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文化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条中国特色的实践道路究竟该怎么走?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生态文明视域下西南少数民族神山旅游开发与保护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神山数量多、类型多样、文化多元且生态良好,具有吸引旅游者的独特优势。在该区充分利用神山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发展旅游,对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民族团结,建设生态文明都有重要意义。但也有个别地区的研究表明,在神山融入旅游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并提出在神山融入旅游的过程中,要注重突出神山的文化特色,维护西南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减少与其他周边山体旅游资源的同质化,保障神山文化的特色与可持续发展,以实现西南少数民族神山文化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得到保护的良性循环。

基于文化创意的民族地区旅游商品开发研究

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越来越需要与创意产业相结合。由于旅游商品不仅是民族地区旅游业的一种重要经济来源,而且是一种很好的民族文化载体。因此,本文着眼于从文化创意的视角探讨民族地区旅游商品开发问题,旨在探讨如何在旅游商品开发中融入民族文化创意元素,以增强原有商品的吸引力与附加值,从而推动我国民族文化创意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镇的成都,近年来在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努力实践,包括构建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场景、增强不同旅游空间的非遗内涵、开发和培育各类非遗旅游产品、加强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宣传推广等,为助力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地域性文化表达。与此同时,成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也面临着如何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深度融合的问题。成都可从资源利用范围、对象选取标准、文化阐释服务和多重叙事结构等方面着手,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生态旅游发展中民族文化的保护

生态旅游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旅游方式,它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涵,以民族文化为重要旅游资源。生态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而民族文化的保护也能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价值及其策略——以中国西北之魂——“花儿”为例

被称为我国西北之魂的"花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艺术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自身价值。"花儿"以其分布地域广、历史悠久、特点鲜明、价值丰富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旅游资源,具有独特的民俗风情、原生态、文化、宗教、会议商务等旅游价值,但在开发"花儿"时应该准确把握其形象定位、开发策略和宣传营销策略,才能做到科学发展。

泸沽湖民族文化旅游舞台真实性初探

随着旅游的发展,泸沽湖民族文化旅游取得较大发展,泸沽湖旅游中的"舞台真实"成为旅游人类学家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借助西方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的舞台真实理论,从东道主与游客的角度,探析泸沽湖民族文化旅游的舞台真实性问题。

旅游消费持续发力,“泼天富贵”如何接?

2024年5月17日全国旅游发展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中央首次以旅游发展为主题召开的重要会议,对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现阶段,我国已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磨西古镇红色文化旅游地游客重游意愿研究

游客对红色文化旅游地的重游意愿及行为有利于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促进旅游地的持续稳定发展。以红色文化旅游地的游客为调研对象,从理论框架SOR(刺激-有机体-反映)路径出发,构建体验真实性、满意度与重游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基于分析结果得出实践启示,红色文化旅游地应以游客体验为着力点,促进红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挖掘旅游吸引物潜力,提升文化内涵增强持续发展能力;要全面强化文化氛围和文化情境的营造,唤醒游客的深层情感;要实现“文化+”模式带动产业融合发展,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体验。

乡村振兴背景下茶文化健康旅游发展研究——以信阳毛尖为例

发展旅游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和手段,随着人们对健康旅游的需求逐渐增强,健康旅游拥有一定的潜在市场。作为茶与健康旅游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旅游形式和旅游产品,茶文化健康旅游无疑对现代游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现以信阳毛尖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茶文化理论、健康旅游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信阳毛尖健康旅游资源的归纳整理,综合运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和SWOT方法,对信阳毛尖健康旅游转型升级的可行性进行战略分析并提出参考建议,以期为中国茶文化旅游和健康旅游的发展提供理论引领与实践指导意义,促进乡村振兴。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四川区域十大重点建设主题战略构想

为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四川区域内优质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整合,提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整体竞争力,在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四川区域内的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应重点建设盐文化(美食文化)旅游主题、酒文化旅游主题、竹文化旅游主题等十大主题。为推进十大主题建设,进一步论证重点建设十大主题的现实可行性,创新川渝两地巴蜀文化旅游品牌共推机制,探索跨行政区文旅发展共建共享共赢机制,研究十大主题如何能连“线”成“圈”,推动十大主题与其他主题协调发展。

社交媒体在少数民族自我认同构建中的作用

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的构建,即少数民族个体在认知上理解自我、在社会中定位自我,以及在心理、情感上对本民族的依恋感和归属感的认识,对促进政治稳定、减少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如今,社交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平台,尤其对少数民族群体而言,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表达和交流的空间。在此空间里,少数民族群体能够突破风俗等束缚,自由地去表达和探索自我,进行自我认同构建活动。文章采用线上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马边彝族文化交流群这一网络空间为基础,通过对群成员的观察和深度访谈,从个人特质的认知、价值观和信念系统、群体归属、持续的自我反思和发展等自我认同所涵盖的四个方面,分析微信如何成为彝族等少数民族群体自我认同构建的重要工具,得出社交媒体作为工具嵌入少数民族自我认同构建的过程,能够增强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归属感,同时有助于修正民族传统文化所遗留的阶层、封建思想和制度问题的结论。考察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交媒体中如何进行自我认同构建,旨在从少数民族群体自身的角度出发,找寻促进民族交融的方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广泛的研究样本。

文化价值观对国家公园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框架,结合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收集游客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研究文化价值观、自然联结和大熊猫国家公园游客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1)文化价值观对游客的自然联结有显著正向影响;(2)自然联结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自然联结在文化价值观与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之间产生显著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一方面丰富和拓展了国家公园游客亲环境行为的研究视域,为理解游客行为动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苗族精英梁聚五的中华民族观发展脉络

梁聚五的民族观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根本,以民族平等为缘起,以国家至上为核心,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最终指向。这既得益于他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亦深受环境、时代和阅历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现代执政党的民族认识和政策引导尤其重要。清政府对黔东南苗族的整合留给梁聚五的历史记忆和辛亥革命提出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策,促成了梁聚五民族观的发轫。在关系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的抗日战争时期,梁聚五投身抗日活动,进一步形塑了以中华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观。抗战胜利前后,“苗夷”问题成为梁聚五关注的焦点,国民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使他的民族观开始倾向于“我族”的意识表达和权利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让梁聚五找到了内心的依归,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他积极做出调适,民族观最终成型。梁聚五的民族观及其发展脉络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边疆少数民族精英的个案视角和有益经验。

大熊猫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影响因素

【目的】国家公园是开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场所,如何平衡国家公园碳补偿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是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旅游经营者是国家公园旅游活动重要的参与者,了解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的影响因素,有效引导其中和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对促进我国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方法】引入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使用SPSS 26.0和AMOS 24.0软件,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①大熊猫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的碳补偿行为受理性和道德双重因素的驱动,即主观规范、责任归属及知觉行为控制正向影响其碳补偿行为,其中主观规范对碳补偿行为的影响最大,责任归属和知觉行为控制次之;②态度、个人规范、结果意识负向影响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③在主观规范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影响中态度起中介作用,个人规范在责任归属、结果意识及主观规范对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结论】基于大熊猫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影响关系的角度,从理念培养、社会规范、行为内化、结果激励4个方面提出相应的管理政策,以促进我国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区域碳中和。

从交往交流交融视域构建民族地区旅游社区参与度综合评价体系

旅游业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旅游社区是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物理承载场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社区参与、游客参与、政府引导式参与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民族地区本地旅游资源好,但经济区位优势较弱,部分地区经营模式较为粗放。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游客、社区居民、旅游经营者之间发生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地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阻碍“三交”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系统理论和社区参与理论,构建了民族地区旅游社区参与度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以往评价模型在指标选取上默认指标均为正向指标的错误,运用新的评价方法修正了以往评价模型中因方法不当而引起的排序偏差。综合评价值不仅能反映优劣排序,也能反映评价对象的发展阶段和内部结构。最后得出“三交”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一般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