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文化与数字化教育的探索--评《地方民族院校教育教学信息化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教育已经成为了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但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民族院校中,数字化教育的普及程度却相对较低。《地方民族院校教育教学信息化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一书是由多位作者合作撰写的,其中主要作者是张婷婷、李鹤鸣、李晓华、李春华、王晓丽、刘霞等人。该书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于2019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中国地方民族院校教育教学信息化建设的现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教育已经成为了教育领域的重要趋势。

新时代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构建——评《民族文化产业论纲》

民族文化产业是基于民族民俗文化的新型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转变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持续的经济效益,在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增加民族地区群众的经济收入。从这一点出发,民族文化产业的建设发展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路径。陈庆德、郑宇、潘春梅编著的《民族文化产业论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围绕民族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梳理了民族文化产业的相关概念、内容、形式和方法,为新时代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参考。整体来看,该书对新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具有以下特色。

商标、非遗与知识产权——一个从当代司法实践出发的民俗学讨论

在当代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与民俗事象的生存很难与现代商业划清界限。非遗的商业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现代社会特有的问题,其中,非遗知识产权问题最为突出。在“鲁锦案”和“合川桃片案”中,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非遗的商业化秩序,确保其商业化过程有序进行。从这两个案件可以明确看到,民俗事象的现代化适应过程存在着两个阶段:其一是单纯的商业化阶段,其二是知识产权的介入阶段。在知识产权介入之后,文化、商业与法律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互动迹象,同时民俗事象与非遗的版权确认也在逐渐成为民俗现代化的规范操作。

论甘南卓尼车巴沟“康东”仪式中礼物的多重表达研究

涉藏地区民间的宴会仪式丰富多样,通常都集中在人生仪礼层面,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对“康东”仪式的研究和涉及并不多见。这一仪式不仅在日常的民俗活动中频繁出现,而且当地人都很重视,核心就是仪式中出现的“礼物”。因此,为了解读“康东”仪式中礼物表达的整体性,文章以甘南卓尼车巴沟一带作为田野点,采用文献法、参与观察法、个人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康东”仪式中的礼物表达作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该仪式中出现了五种礼物,并象征着互惠、亲属关系的远近、对神灵的敬畏与感恩以及舅权的残留等多重意义。同时,这一民俗仪式也在加强人与人、人与自然、村落与村落之间的联系,使得村落内部更加团结和谐,村落间更加和睦和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藏传佛教研究工作--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郑堆研究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时代,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组成部分的藏学研究也迎来发展的大好机遇,在广大藏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其中藏传佛教的相关研究情况、重点研究方向等,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藏传佛教相关研究工作和“‘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郑堆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基于中西对比视阈下玉林“多样性”的“生长”探析

士绅化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往往呈现批判内涵,这与西方士绅化在结果上对多样性的抹杀有着重要关系。然而,成都玉林却呈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士绅化内涵,而其关键便是对多样性的保留与孕育。因此,本文将对比玉林更新历程与西方城市更新案例,尝试总结成都玉林“多样性”的“生长”图景与路径。

略论拉萨慈觉林寺院的建寺缘由

丹杰林、功德林、策墨林和慈觉林是拉萨“四大林”。它们是拉萨市内地位仅次于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的格鲁派寺院。在西藏政教合一社会政治体制下,“四大林”的呼图克图们不仅在宗教上拥有极高地位,且有参与并出任“摄政”职务的权利。然而,在“四大林”中是否包含慈觉林寺院,目前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对其建寺的具体时间亦有着不同的观点。本文在查阅相关藏汉文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慈觉林的地位及建寺时间进行了初步探究,得出“慈觉林”位列拉萨“四大林”之中,并由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于1790年1月5日为经师噶钦•益西坚赞建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