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藏族地区开展的藏俗改良运动,不仅是藏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新政"运动的一部分。驻藏大臣借助在藏区"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对西藏旧的政体进行了较大变革,以让西藏地方处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试图让藏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对藏族传统社会中的"落后习俗"的改良和广兴教育,实现文化同构,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藏俗改良运动开启了民智,培育了新风,打破了藏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衰落,西藏僧俗上层的抵触,群众基础的薄弱以及对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强大力量和对传统习俗的超稳定性缺乏深刻认知,导致藏俗改良运动失败。这场运动,是驻藏大臣落实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民风民俗改良统一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并非驻藏大臣自己设计实施的专门针对藏族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在运动过程中,虽然确有一些方法措施显得简单、粗暴,但似乎与"大民族主义"无关。

吐蕃社会“重壮贱老”辨——以《通典》等汉文史书为考察中心

《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等古代汉文史书有关吐蕃时期藏族社会存在着"重壮贱老"、"贵少贱老"等记载在历史上流传很广,影响至深,但事实未必如此。因为编撰于唐代的《通典》以及后来的新旧《唐书》等对吐蕃社会的相关记载缺乏直接的藏汉史实材料印证,其记叙内容似乎更多地参考了汉唐时期的《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汉文史书对中原地区周边所谓"戎狄蛮夷"边民社会"普遍存在"的"贵少贱老"、"贵壮贱弱"等习俗的内容。事实上,杜佑在编撰《通典》时,由于涉及内容十分庞杂,相关佐证材料相对欠缺,在涉及吐蕃等边民社会的有关史实的记载上就存在诸多粗陋和失实之处。而从现存的藏族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吐蕃时期的藏族社会并不存在"贱老"的习俗,相反还非常强调"敬老"、"崇老"。以《通典》为代表的汉文史书对吐蕃社会"重壮贱老""习俗"的记载,确有可能是对之前汉文史书中对北方游牧社会习俗类似记载的一个简单"借用"和"移植"的结果。

自然、自然哲学与苏格拉底哲学

很多人都认为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主要是自然哲学,而苏格拉底的哲学则纯粹是人事哲学。于是,人与自然的分裂便在这样的划分中被人为地树立起来了。但是,通过对"自然"的词源学考证、通过对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基本思想的分析、通过对柏拉图文献的研读,可以认为苏格拉底哲学仍然是一种自然哲学。因为他的哲学不仅继承了自然哲学的基本思路,将人也包括到了自然这个概念之中,扩大了自然的含义,而且他提出的关于自然"本身"的理论还丰富和深化了自然哲学思想。他创建的研究人的自然方式开启了从存在论上研究人的方向,这为后来形而上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