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路径转向研究——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路径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村寨整体贫困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旅游扶贫的目标转向村寨内部贫困个体。旅游扶贫的路径由过去依靠发展经济带动村民脱贫转向依靠更加公平的旅游收益分配政策,并以"益贫"思想为导向,促进民族村寨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小城镇旅游开发过程中意象及其构成要素研究

少数民族小城镇的旅游开发成绩斐然,但在旅游目的地意象建构方面仍重视不足。为了探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小城镇旅游目的地的意象特征,本文选取了广西三江县城为案例,在城市意象理论的基础上,对该城镇意象及其构成要素进行了具体分析,为其他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小城镇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如何进行城镇意象的塑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结构经济学视野下西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动因研究——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结构,并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经济才能持续增长。文章借鉴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个案,从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西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因,最后为西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提出政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概述

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因此,民族识别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总体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学术探讨两个大的阶段。政府主导阶段的民族识别主要是在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在民族识别的依据坚持了科学标准与民族意愿并重的原则,而且日益向后者倾斜。而学术探讨阶段首先对之前西南地我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进一步集中讨论了西南地区待识别民族的族属问题、族群认同问题,并对西方学者解构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观点进行回应与讨论。西南民族识别的研究未来还需在理论评价、族属遗留、"56个民族"框架下西南民族的演变等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民族学研究生创新实践教育研究——基于西南民族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高校民族学研究生学位点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创新实践人才,堪当民族复兴大业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抓细做实研究生培养方案设置、思政教育途径、教研形式、学术交流方式、学位论文选题等创新人才培养环节,取得了一些实效。当前,民族学研究生创新教育仍亟须破解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模式改革、精品课程建设、学术阵地建设、合作实践基地机制构建等方面的难题,应加强创新引领,着力把民族学建设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育人阵地,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创新人才,服务国家发展需要,推动民族学学科高质量发展。

近三年来西南民族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综述

根据对近年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笔者的研究和认识,对西南民族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从学术反思、民族志、民族文化、区域研究或专题研究以及跨境民族研究等方面进行论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羌族研究综述——以西南民族大学学人的著述为中心

自1951年建校以来经过70余年的积累,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成果体量庞大,且不乏精品,成为了羌族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之一。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可以划分为侧重点不一样的三个阶段:1951-1978年间以羌族社会历史调查为重心;1979-2008年间羌族研究多领域齐头并进;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以灾后羌族经济社会文化重建为重心。梳理这些过往研究之余,可以归纳出西南民族大学羌族研究的三个特点:紧扣时代话语,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坚守学理思考,经典论题的探讨不断深化;经过数十年的潜心治学,凝练出了西南民族大学羌族研究的优势领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不能以民族的边界画地为牢,要在区域视野下观察、思考羌族的社会与文化;更要自觉地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下从事羌族研究的知识生产。

从“石椅村”到“石椅羌寨”——一个民族文化旅游村寨的文化景观建构个案研究

5·12汶川大地震后,北川县政府以抢救和保护羌文化为主要目的,以开展民族文化旅游为发展思路,成功打造出一批精品民族文化旅游村寨,为羌族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多重效益。其中,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实质上是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来重塑其当代价值和意义。文章以“石椅羌寨”为个案,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文化景观建构”在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文化定位和旅游形象是多方力量互动的结果,集中展示羌族特色文化事项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景观化过程,以及社会变迁下如何达到文化适调与心理认同,实现当地多重效益的良性互动。

投身藏汉民族关系史研究二十余载的学者——访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王川教授

王川,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先后应邀到中国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中国澳门理工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西来大学等参加学术研讨会、讲学或访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史,尤其是西藏历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在研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项),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4项(含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项);先后在《民族研究》《哲学研究》发表论文80篇,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3篇;出版《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等专著9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合著)、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合著)、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独著)等8项。文章围绕王川教授的学术经历,结合他在藏汉民族关系史领域二十余载的研究,对其进行了专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推动昭通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

党的组织在昭通地区成立之始就把解决民族问题列为重要工作任务。面对复杂环境和党组织力量薄弱的客观现实,采取以建立健全党的民族工作机制为优势,增进少数民族民生福祉为基础,培养少数民族骨干为抓手,广泛的新思想宣传为引领,壮大各民族的革命武装队伍为保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为法宝的“六位一体”实践形式,取得了关键性成效。这一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党在昭通地区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即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和加强民族干部培养相联系,增强对各民族群众的政治牵引力;坚持统一战线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融合,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向心力;坚持民族工作和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相结合,增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保障力。通过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昭通地区的民族工作,阐释坚持党对民族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引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

民族理论视野下的“双少政策”——以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为例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发展不平衡,缺乏高层次人才。"双少政策"的制定就是为了给民族地区培养一大批符合当地需求的高级人才。然而,在具体地实施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该政策没有达到最初的宗旨。基于此,我们以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为例进行研究,寻找问题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论甘南卓尼车巴沟“康东”仪式中礼物的多重表达研究

涉藏地区民间的宴会仪式丰富多样,通常都集中在人生仪礼层面,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对“康东”仪式的研究和涉及并不多见。这一仪式不仅在日常的民俗活动中频繁出现,而且当地人都很重视,核心就是仪式中出现的“礼物”。因此,为了解读“康东”仪式中礼物表达的整体性,文章以甘南卓尼车巴沟一带作为田野点,采用文献法、参与观察法、个人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康东”仪式中的礼物表达作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该仪式中出现了五种礼物,并象征着互惠、亲属关系的远近、对神灵的敬畏与感恩以及舅权的残留等多重意义。同时,这一民俗仪式也在加强人与人、人与自然、村落与村落之间的联系,使得村落内部更加团结和谐,村落间更加和睦和美。

《国际藏学学会期刊》(JIATS)1-7期的研究内容及特点分析

探索国际视角下的涉藏研究态势对于理解国际藏学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主要基于国际藏学学会期刊(JIATS)上发表的论文进行了分析,涵盖了从创刊到目前为止第1-7期论文数据,通过对学科分类、高产作者、研究机构以及研究热点的演变进行详细梳理,揭示了国际藏学研究的特点,显示出从跨学科整合向深入特定领域发展的趋势。同时关注了现代社会的变化和对特定历史人物的研究。另外发现这个时期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在藏学研究中占据主力地位。

思辨与实践:藏学研究40年——访著名藏族学者西南民族大学万果教授

万果教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社科规划评奖入库专家、四川省逻辑学会副会长、西藏大学客座教授、青海民族大学宗喀巴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青海省社科院藏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甘肃民族出版社特邀学术顾问、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万果教授曾长期担任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院长,现任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院长、民族学一级学科负责人、藏学学科方向负责人,民族学博士点藏学学科方向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点逻辑学(藏传因明)学科方向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隆钦七宝藏论》等译著12部,主编《藏译文化名著系列丛书》等著作24部,《基础梵语》等10部教材;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0余项。目前,已培养博士(后)研究生50余名,硕士研究生近200名,教学和科研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曾应邀多次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希腊、法国、德国、奥地利、葡萄牙、斯里兰卡、尼泊尔、俄罗斯、瑞典、泰国等国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参加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文章围绕藏传因明的学科发展、汉藏文化交流、藏文经典翻译等内容对万果教授进行了专访。

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广西民族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在新增长理论下对民族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进行研究,可以促使两者融合发展。目前,广西民族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资源优势突出,但民族文化旅游产品仍处于低水平重复开发状态,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基于新增长理论发展广西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应注重科技创新,打造民族文化旅游新业态;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以保障民族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市场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提供制度保障。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路径转向研究

基于旅游开发——贫困减缓——平等参与——生态保护四维关系,分析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禀赋特征和发展特点,认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边疆贫困、民族贫困、生态脆弱区贫困的三重约束,从地理位置看处于偏离发展中心的边缘区,从生态位看属于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多样性保护区,从经济发展位看为贫困度较深的弱后欠发达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作为该区域减贫脱困的重要方式必须权衡这些关系和问题,并提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应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精准旅游扶贫,推进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增权于贫困人口,保护生态环境。

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旅游资源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促进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民族地区地方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然而过度的资源开发必将直接危及当地生态安全。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其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关系着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国家的安全。本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探寻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以期切实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我国旅游资源产权结构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民族村寨旅游资源为例

西方传统产权理论认为,复杂的产权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的低效率。我国旅游资源产权结构复杂,我国旅游经济却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这有悖于西方传统产权理论。通过分析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初期,公有产权比私有产权更加有效,原因是公有产权在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研究

"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正在成为我国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的具体实现路径。本文对城市多民族互嵌式居住模式进行了学理层面的思考;从城市社区的民族居住模式去观察民族关系问题;对当前选择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居住模式的价值、该模式与其他已有的民族居住模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定分析;还就当前进行相关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