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数字鸿沟和城乡要素配置——基于我国25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9年257个城市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要素配置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数字鸿沟可能存在。第二,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扩大效果明显,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具有缩小配置差异的功能。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分别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财政支出占比上存在门槛效应。根据研究发现提出重视缩小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农村建设,实现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共同发展的建议。

SNA视角下中国虚拟经济总量核算问题研究

从马克思虚拟资本的内核出发,依照SNA的理论基础,探究了虚拟经济总量核算理论、核算范围及难点等问题,并估算了中国2007—2015年虚拟经济资产价值的总量。理论研究表明,虚拟经济总量核算体系的构建,应以虚拟经济资产存量价值总量为基础,以核算期内虚拟经济资产价值变动总量为核心,以数量变化引起价值变动总量和价格变化引起价值变动总量为结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虚拟经济资产存量价值扩张迅速,但资产价值变动总量波动较大,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向虚趋势。

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促进绿色创新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采用相关计量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环境规制都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起到直接的驱动作用,而且绿色金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正向显著的门槛效应特征;异质性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但是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南方地区更为突出;通过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发现绿色金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研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新动能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中国制造“低端锁定”破局之路:基于国内外双循环的新视角

随全球分工网络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借助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服务持续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附加值获取能力。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估计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曲线,并验证了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形态整体符合“微笑曲线”特征,且存在整体下移和扁平化的趋势。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链长利薄困境,面临着价值链曲线的链内底部锁定和链段整体下移的双重“低端锁定”风险。在传统的测算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上下游生产长度基础上,引入以国内分工为主的国内价值链,构造反映国内外双循环的双重价值链参与度,对比单一全球价值链和双重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曲线发现,参与双重价值链分工对企业增加值率有显著提升,其提升效用稳定高于企业单一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效果。首次论证了依托国内外双循环的双重分工,从价值链的链段整体攀升和链条位置升级两个方面突破“低端锁定”的可能路径,为中国制造业依托国内外双循环走出“低端锁定”困境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的经验证据。

危机传递、逆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

本文构造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指数,从区域和个体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传递路径,探讨近年来经济周期联动性新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经济周期联动性经历了“倒U型”的发展过程。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并不是风险的传递载体,风险的传递链条集中在低联动性区域以及低联动性经济体。中国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危机中,均处于传染链条之外,相对独立。危机后,非关税壁垒和关税壁垒是降低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的主要原因。此外,贫富差距的扩大、贸易增长率放缓也对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果表明:积极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增强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避免危机在局部扩大和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维持稳定有序的世界经济环境、形成非关税的贸易争端解决协商机制、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是推进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动力。

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测算与演变探析

在进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格局下,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难以持续增长的深层次因素需要从出口国外增加值的演变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本文根据出口中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国家间增加值的核算平衡关系建立生产核算模型,直观地测算了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将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变化分解为进口国增值能力、进口国技术水平、国际贸易联系、我国技术水平、出口水平变化五部分,并讨论了我国出口边际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沿着二元边际变动是影响我国出口国外增加值变化的最主要原因。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分析出口边际的变化,通过对比不同技术水平企业发现,国际贸易环境、规模经济和政策扶持仍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持续出口的外在条件,而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因素则为我国高技术企业在海外市场生存提供了内在动力。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就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做出的明确政策指向。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市级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市政府辖区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改革引致的财政压力激励市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劳动密集度,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效果仅体现在所得税由地税局负责征管的企业;同时,改革的影响在税基窄、土地财政能力弱、税收征管强度弱的地区更为明显。此研究有助于解读“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及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数据资产：概念演化与测度方法

在详细梳理数据资产的演化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价值的来源和独特内涵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划分了数据类别并总结了不同类型数据的特征,且引出了将数据纳入资产范围的基本原则和必要条件。参考SNA2008、OECD出版的《知识产权产品资本测度手册》等国际标准和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给出了数据资产的统计边界和原则,并结合我国数据资产交易市场的现状,以数据库为载体,重点介绍了数据资产的测度方法。之后,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资产从五个角度给出了相应的估价方法。最后,对不同数据资产估价方法的利弊进行了讨论。

贸易增加值分解新框架下出口增加值的测算与影响分析

总值贸易统计对贸易失衡的夸大,引起了部分国家对“不平衡”贸易关系的恐慌,构建合理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十分必要。采用WIOD数据库的ICIO表,基于GDP核算思路,提出分解出口增加值的不同方法,避免了从出口中剥离重复计算部门可能存在的计算误差,更符合现实统计需求。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下降,但同时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攀升缓慢。主要是由于传统部门依赖严重,服务业出口附加值高,但比重小,高技术制造业等部门未能有效实现高附加值突破。因此,在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道路上,应进一步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改善贸易便利条件,发挥高技术行业对资本的虹吸效应,培育高附加值产业。

双重价值链、经济不确定性与区域贸易竞争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

立足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重塑国内外分工体系,将单一东向开放延伸拓展到更多区域参与的优势互补的开放新格局,提升区域贸易竞争力亟待研究。本文从区域间分工出发,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中双重价值链对区域贸易竞争力的外溢效应。通过编制区域嵌入国际的投入产出表,结合微观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库,测算中国各地区双重价值链嵌入度,验证区域间价值链溢出的梯度效应和"高低互济"价值链的溢出放大效应。进一步利用高维经济数据构建地区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带动的双重价值链对区域贸易竞争力的作用衰减边界。研究发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双重价值链对区域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各区域间通过构建"高低互济"的国内分工体系,放大了双重价值链的溢出效应,随着区域间贸易竞争力位次差的增加,双重价值链的梯度溢出效应逐渐增强。此外,稳定的经济环境对双重价值链的贸易竞争力溢出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一定程度上释缓了贸易成本对价值链溢出效应的负向影响。这表明,构建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协调发展的双重价值链,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营造稳定的经济环境,对于重塑价值链分工新格局、提升中国区域贸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智能金融发展评价及提升路径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与金融业的逐渐融合,对智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有效统计监测和评价成为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智能金融发展深度、发展绩效、生态环境、服务与评价四个角度构建了智能金融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了不同因素之间的协同组合效应对智能金融的影响和提升智能金融发展水平的多元路径。研究发现:地区间智能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大,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较低;高智能金融发展水平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可通过人力资源型、产业结构型与服务评价型三种路径提升智能金融发展水平;我国东、中、西部高智能金融发展水平相应的提升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各地区应重视智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区域差距,因地制宜,制定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智能金融发展政策;重视智能金融发展因素之间的协同整合,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智能金融发展的政策。

技术差距、中间产品内向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变动

近年来,世界贸易格局在分化调整中跌宕起伏,带来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如何理解和认识中间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重新配置,正确分析和认识由此产生的增加值份额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用出口产品最终所有权归属作为核算依据,采用生产分解模型测算了来自国际贸易的增加值份额,从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和出口依存效应分析了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的演变路径;识别了技术差距变化对国内外中间产品再配置所带来的转换边界,从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和出口依存效应角度讨论了技术驱动下中间产品再配置对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差距变化对中间产品配置具有非线性的调节作用,中国与先进技术国家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是推动中间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重新配置的重要驱动力。中间产品内向化通过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和出口依存效应,从质和量上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变化。在跨越技术转换边界之后,中间产品向国内市场延伸不仅缓冲了外部供给的负面冲击,还降低了出口依存效应,提升了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对不同贸易方式的分析发现,技术进步驱动下的中间产品再配置更大幅度提升了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出口增加值率效应,显著降低了传统贸易的出口依存效应,矫正了中间产品内向化可能带来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下降。本文从技术进步角度,全面完整地解释了中间产品内向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的影响,这对于正确认识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建立新时期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高质量开放型经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