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保险治理的法治路径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普遍呈现出社会个体所难以承受的“巨灾性”。将保险业纳入多元一体治理体系,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职能,是治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一个必要举措。考察保险抗疫的典型治理场景可以发现,保险治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仍然存在应急性、边缘化以及局部性的缺陷。为了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治理效能,需要推进保险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在法治面向上应当确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协同治理结构。在主体定位上,应将政府确认为元治理者,将保险人确立为“私人规制者”。在运行模式上,应当采取实验主义机制,在确保政府治理权威的同时,发挥保险人等市场主体的基层创新能力。

法学课堂内实践性教学中“双向场景案例讨论法”研究

对于95后的学生而言,国内既有的以文本材料为中心的课堂内实践性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其桎梏之一在于“问题场景”缺位造成的学习抽象基础不足。课题组基于能动性学习、自媒体可视、当事人中心、软技能养成、平行型对抗和低成本复制五个核心机理,围绕“学习合同清单—类案检索分析—反向涵摄编剧—自媒体可视化—平行模拟法庭—集体讨论评估一理论后续延展”七个环节设计出双向案例讨论流程,从当事人与法律人的角度双向重构课堂内实践性教学。这一方法尤其契合95后学生数字原生之禀赋,有效兼顾知识学习、技能培训与伦理养成,有利于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逻辑与法律建构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并非普通消费者、金融消费者在语义或逻辑上的简单延伸,其相互之间在时空语境、信息特征、结构和技术特性等方面存在根本性的代际差异,适宜分别根据各自的制度逻辑展开专门的法律建构。鉴于其所处的后现代语境以及信息模糊性等特殊表征,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有其自身独特的平台中心主义制度逻辑,应当优先发展与平台化密切相关的新型知情权、适当性管理和公益诉讼三大机制作为核心建构,进而促使金融消费者保护突破依附于金融监管的体制藩篱,而向互联网时代平台化多中心治理的社会化新格局迈进。

金融消费者:制度本源与法律取向

金融消费者保护既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也不能狭隘理解为金融监管目标的扩张。从历史渊源的考察出发,金融消费者与普通消费者在制度起源上存在差异,进而分别从三个维度确立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结构(即时空间离、信用授受和人性需求),为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统合与重新定位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相关的法律建构亦应当以结构特性为主导,并以人本取向的社会目标为依归。

我国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央地权力叠合——基于行动者逻辑的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及政策文本将问题金融机构处置中的权力细分为“条”的央地分权和“块”的职能分工。理论界质疑现行制度的系统化、有序性,认为会导致处置权力主体的权责失衡。但本文发现,实践中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核心是央地政府在金融监管权、金融稳定权和金融资源配置权上的权力叠合运行。央地权力的叠合运行有利于提高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效率及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的效果。地方政府“深度介入”和中央监管机构“默认放权”的行动者逻辑共同形成了我国问题金融机构处置中权力叠合的成因。这一发现有利于从实然视角认识本土问题金融机构处置,并对我国未来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特别立法《金融稳定法》有所启示。

重识经济民主:波兰尼视角与经济法的社会建构逻辑

卡尔·波兰尼的市场-社会张力结构理论为经济法本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使得在现存的经济学视角之外能够另辟经济法的社会建构逻辑。依其社会视角,经济法的本质就是市场-社会结构张力的制序之法。依从这一逻辑,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得以重构,并可从四个维度导出经济民主的元价值地位。在中国当前新一轮改革以"市场决定作用"为取向的语境下,社会建构逻辑的现实展开更加充分地揭示了经济民主的制度功能以及经济法提升民主含量的迫切性。弘扬经济民主的当下意义正在于唤醒经济分系统的社会共识,从而促成重回社会、政府、市场之间本然位序的理性进程。

防灾减灾法治化背景下的政府灾害应对能力建设——以“7·19邢台洪灾”的个案反思为视角

2016年,河北省邢台市发生洪水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防灾减灾法治化的视角观察,邢台市官方在防汛抗洪中的决策与作为存在极大漏洞,表现出灾害应对能力的巨大缺陷,包括忽视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从而备灾不力,灾害预警信息作成机制存在明显缺失,灾害预警信息传递机制并未实现'正确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覆盖正确的人群',供暖工程侵占河道等人为致灾因素脱离法律控制等。邢台洪灾给我们的反思与启示在于,从宏观上应当强调灾害防救的法治化,实现'灾害防救的一体化'、'灾害防救全域化'与'灾害防救责任化'。

共享经济新经济模式下的社会治理新思路

2018年下半年，“温州滴滴强奸杀人案”引发了对共享经济带来的社会治理新问题的广泛热议，对此，监管部门对“滴滴顺风车”平台展开了最严格的监管，平台公司也迅速执行自我整改工作，社会各界更是对共享经济平台公司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安全诉求。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这场涉及共享经济平台公司的案件处理过程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公共管理部门如何与共享经济平台公司建立合作治理机制以满足和适应市场需求、技术创新和安全保障之间的平衡；二是如何设定平台公司满足新技术条件下社会治理需要的权利义务。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已经超越其本身，对社会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