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创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课题“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概述

人口的性别结构是影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性别失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基于重大攻关课题"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主要成果,以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创新、人口性别结构研究为切入点,提出了研究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框架,系统分析了性别结构失衡产生的社会风险,研究了性别失衡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等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影响,对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综合治理进行深入系统的制度分析与战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从而有效减缓和预防性别失衡及其一系列的社会人口后果,降低社会风险、有力促进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徘徊在“三岔路口”:两代农民工发展意愿的比较研究

利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调查数据,全面考虑了农民工所面临的返乡务农、返乡非农就业和留城发展等三种发展选择,对两代农民工的发展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将外出打工看做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并借此来谋求非农职业转化。老一代农民工的非农职业转化的发展意愿不如新生代强烈。

中国的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框架

为了系统分析性别结构失衡及其产生的社会风险,研究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影响,探讨促进性别平等、改善人口性别结构、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和战略,以人口性别结构为切入点,提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框架。首先讨论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背景;其次简要评述国内外性别失衡的研究和实践现状;再次基于对性别失衡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框架;最后展望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

论文从农村成年子女个体层面的角度研究他们与老年父母间的经济交换在其整个中青年阶段的变动状况。研究借助生命历程理论框架,从社会、家庭和个体层面实现宏微观视角的整合,力求达到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发展动力机制的系统认识。借助纵贯调查数据,将代际经济交换的生理年龄效应、队列的历史效应和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加以分解。结果证明了老年父母在代际交换当中经济福利有所提升,表现在增龄效应和宏观的历史效应两方面,三代家庭成员所处的生命阶段对代际经济交换水平具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性别差异进行了探讨。

公共管理与复杂性科学

本文简要回顾公共管理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进展,探讨将复杂性科学用于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多学科交叉融合为特色的复杂性科学可以为推动公共管理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具体研究方法,并扩大公共管理科学的研究领域;因此,对复杂性科学视野下公共管理的未来重要研究领域的展望也是本文探讨的问题之一。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趋势影响的追踪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个体增长模型,结合农村实际,详细分析代际间双向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对中国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趋势的影响。结果发现,双向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能够减缓老年人认知功能的衰退速度,但是,老人从成年子女处获得日常照料却加速其认知功能的衰退速度,代际支持的显著影响力会以老人的需求为中心产生不同的变化。

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研究——基于脆弱性与适应性维度

为了观察农户生计活动复杂化过程,分析弹性在可持续生计中发挥的作用,推动扶贫开发战略从识别贫困人口向防御贫困转变,本文采用曲线拟合、核密度函数非参数估计算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利用陕西省安康农户生计与环境调查数据,基于脆弱性、适应性维度对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进行了识别、划分,系统分析了弹性在农户、社区不同尺度上、阶段上对于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性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随尺度有所不同,随着适应性提高,在社区尺度上,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先增加后减小,在农户尺度上,则是先减小后增加;农户生计活动存在高脆弱性、低适应性的尝试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伴随着农户适应性的提高,脆弱性会同时增加;在社区尺度上,弹性作用下伴随着收入提高,脆弱性会逐步降低,在农户尺度上,弹性作用下伴随着收入提高,生计活动脆弱性会提高,形成"高风险、高收益"的情况。研究发现说明农户、社区存在着"多样性尝试"发展阶段,在一定尺度上保持适度脆弱性有利于社区、地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联系不同尺度生计活动脆弱性、适应性的关键,农户在这个阶段完成生计多样性水平专业化过程,社区在这个阶段形成地区特色的生计活动。扶贫开发工作应把握好这一时机,提高工作措施效果和绩效。在扶贫开发工作实践中,在目标制定上不仅需要考虑收入因素,还需要考虑生计活动复杂性因素,政策措施充分利用"多样性尝试"发展时机,同时主动开展替代生计研究、落实工作,提高贫困防御能力,推动农户、社区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镇化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应用因素分解法分析并估算中国城镇化历史和未来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近30年来城镇化发展使全国总和生育率降低0.25,占生育率总体下降幅度的21%。在当前的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城镇化发展仍然起着稳定全国生育水平的作用。在未来中国生育率的变动中,预计有70%以上将由城镇化发展因素引起,城镇化的持续高速发展将进一步降低全国的生育水平。

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决定模型研究

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实际经济背景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特点，应用经济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对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分析，建立人民币汇率决定模型．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率是由西方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率、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率、国内外利率差、外债余额对收入比率的变化率及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率共同决定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所建立的模型能较好地反映现阶段人民币汇率的客观实际．

国外预防艾滋病的社会人口学研究概述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寻找防治ＨＩＶ／ＡＩＤＳ的办法和途径，但目前对艾滋病尚无有效的治愈手段，而且也无有效的预防疫苗，因而唯一的办法只能从社会的角度，即人们行为的角度去预防ＨＩＶ的传播。本文从三个方面简要介绍国外从社会人口学角度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一些研究成果：控制和预防措施的研究；ＨＩＶ流行后果及影响分析；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现状和趋势分析。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人口学的许多方法和技术都可得到很好地运用，如对性活动调查的技术方法，以及鼓励和倡导节制性行为和使用避孕套（安全套）等，社会人口学的研究有其不同于生物医学的特殊意义。

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对于国家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增长模式、消费模式和中长期竞争力发展.揭示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演化机理,研究其对全社会公共治理、商业模式等微观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变化规律等,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现阶段研究已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人口跨区域流动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果.未来研究中,应继续关注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和演化机理、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结构变迁下的公共治理政策研究,微观组织管理理论创新等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控制协同探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控制协同机制的定量研究,探讨了人口年龄构成与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的就业供求与劳动生产率变化间的互动特点和规律,并通过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对我国未来的经济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研究.

80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导言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家庭和社会角色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必然反映在人口迁移领域,特别是人口迁移的选择性方面。早在19世纪末期,E.G.雷文斯坦就在迁移规律中指出,女性以短距离迁移为主,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具有迁移性。而已有的有关中国人口迁移选择性的研究,说明男性和女性在迁移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随着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口迁移也日益活跃;而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人口普查,第一次提供了中国人口迁移的详细数据,使我们能够分析中国人口迁移的基本状况。

对中国县区级计生机构优质服务中社会性别公平程度的探索性研究——基于对M县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机构的调查

为探索中国县区级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机构在优质服务体现社会性别公平的程度,对M优质服务项目县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机构进行了2次共9组典型组专题讨论调查。结果表明,在优质服务目标群体的权益保障和责任分担方面,服务领域明显拓宽,社会性别公平程度有了一定改善。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与服务观念的影响,计生机构主要关注已婚育龄妇女的权益和风险,未婚、更年期女性和男性的生殖健康服务仍然存在欠缺。在两性共同责任分担方面,男性分担避孕生育责任的趋势开始出现,但现有服务资源与规范仍制约着男性参与的程度。

高科技发展与环境承载力关系研究

从高科技发展角度论述了高科技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并对已有的环境承载力理论做了补充和改进，使之更能体现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还对不同国家在处理高科技发展与持续发展关系的途径做了概要阐释。最后指出，高科技产品对环境的污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社区发展和服务是连结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路──以陕西洛川县为例

社区发展和服务是连结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路──以陕西洛川县为例朱楚珠（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指导思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社会、经济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各自强调自己的工作重要，按...

区域治理框架下的土地发展权空间重构研究

探索了城市区域化背景下土地发展权的空间重构现象,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解释区域治理框架是如何丰富土地发展权的内涵及流动机制,以期为在区域尺度深度理解中国以土地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通过文本分析与深度访谈,研究发现:第一,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演变中土地发展权经历了由汕尾垄断到深汕共享,再到深圳垄断的空间重构过程;第二,土地出让金收益与招商引资政绩的合理核算是实现稳定的区域治理结构的基础;第三,区域治理框架帮助落后城市寻找合作伙伴以获得发展资金与提高招商引资能力;最后,发展资金和招商引资能力的不足是汕尾失去土地发展权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区域治理框架有助于实现土地发展权的空间重构,而落后城市通过区域治理框架实现土地发展权的跨界流动是未来促进区域协调的核心议题。

中国式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基于人口现代化的视角

中国社会转型期,应对复合型社会风险的关键在于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转变传统治理理念,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对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根据乡村社会风险的治理需求及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按照“结构-关系-效能”的建构机制,构建中国式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是通过整合治理资源,激发参与热情,凝聚思想共识,引导风险认知而形成的有机系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情境下,从人口现代化视角出发,基于2018年在湖北省20个村和社区开展的“性别失衡社会风险及治理”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治理能力、公众参与、信任和风险感知是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建构中的关键要素,对治理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公众参与、信任和风险感知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提供了一种现代化国家治理复杂性背景下的简约治理逻辑,对于提升风险治理的公共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婚姻预期寿命城乡演变研究

过去几十年间,随着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离婚率上升,各婚姻状态的预期寿命发生了很大变化且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文章基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199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使用Sullivan方法测算中国城市-镇-乡村人口的未婚、在婚、离婚和丧偶四种婚姻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城市-镇-乡村人口的四种婚姻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是增加还是减少?差异有多大?差异是扩大还是缩小?第二,使用因素分解方法解析四种婚姻状态的分布变动与死亡率下降对城市-镇-乡村人口婚姻预期寿命时期差异的不同贡献。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城市-镇-乡村人口的未婚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均在增加,主要是青年期平均未婚年限增加;乡村男性未婚预期寿命占比远高于城市与镇,乡城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城市女性未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高、乡村最低,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其次,城市-镇-乡村人口在婚预期寿命增加,主要原因是老年期平均在婚年限增加;但占余寿的比重减少,主要原因是青年期平均在婚年限减少;乡村男性的在婚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最小、镇最大,镇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乡村女性在婚预期寿命最短但占余寿的比重最高,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再次,城市-镇-乡村人口的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增加,主要原因是中年期平均离婚年限增加;镇男性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低、城市最高,城镇差异较小但在扩大;乡村女性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低、城市最高,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最后,城市-镇-乡村人口的丧偶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均在减小,主要原因是老年期的平均丧偶年限减少,城镇乡差异较小且在缩小。分解发现年龄别未婚和离婚比例上升是城市-镇-乡村未婚预期寿命与离婚预期寿命增加的主要原因;死亡率下降是城市-镇-乡村在婚预期寿命增加与丧偶预期寿命减少的主要原因。